这是一个哀伤的话题。在本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龄,大批高龄农民工却不得不远离家乡,来到工厂甚至建筑工地,从事最苦最累的重体力活。他们不得不选择肉类来补充体力,以便更好地挣钱,而对于他们来说,养老保障几乎为零。

    更让人哀伤的是,高龄农民工又是个极易被人遗忘的群体。与普通城乡老人相比,他们的数量没有那么可观；比起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身上又缺少话题性。若非媒体的报道,这些花甲老人可能还会继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5.2%,数量超过4000万人。他们年轻时由于没有学历、手艺或更好的谋生手段,到了年老还得继续卖苦力为生……

    高龄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们也被亏欠很多。尽管一直在建设城市,双重身份却使他们无法融入所劳作的社会,外在形象经常受人歧视,权益受损时也难以维权。随着城市的楼房越盖越高,他们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为了继续挣钱养家,不得不采取身份证造假或到理发店染发的手段,以躲避劳动监察,这或许会使执法陷入两难,更多的则是反映了高龄农民工的无奈。若非贫困缺钱,谁愿意“老而不休”,出来干重体力活?

    每一个高龄农民工背后,很可能站着一个并不宽裕甚至很贫困的家庭。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贫困的身份可能会代际传递。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直到2008年,我国农村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仍高达40.31%,且绝大多数父辈贫困的子女,在脱离贫困后都分布在距离相对贫困线较近的位置。贫困代际传递比贫困本身更可怕,毕竟暂时的贫困只是物质匮乏,但当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不利因素成为一代又一代的常态,这部分群体将失去上升的精神希望,社会不公将更为严峻。

    较之其他群体,这些劳苦一生、疾患一身且负担严重的高龄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需求将更为紧迫,也更为现实。尽管可能尚无法全面保障养老,但率先从这部分群体开始,提供一种底线保障,是当下亟须的制度设计。

    不怕今天贫,就怕永远贫；不怕一代穷,就怕代代穷。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必须抓住教育和就业这两个关键,让“农二代”“贫二代”拥有平等的上学和就业机会。这需要各级政府拿出责任心,不仅要“真金白银”也需要公平正义,为“平等的起点”创造条件,一方面切实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农村经济落后地区的倾斜；另一方面,在就业中根治各种有损公平的现象。这都不是小事,也不是容易的事。

    回到高龄农民工身上,现有法律规定60岁以上工人不再享受工人待遇,超龄农民工的工伤认定也并未在各地形成共识。基于高龄农民工“养家糊口”的需要,以及“农民工荒”的现实,继续执行这个“一刀切”的政策恐怕有些过时。目前更应考虑的是,如何让他们体面地劳动、幸福地生活,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将是我们社会底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这是个健忘的时代,但我们希望对高龄农民工的关注和照顾,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停滞。毕竟他们已经上了年纪,留给政府和社会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