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个别村落依靠旅游业得到发展以外，多数村落的保护现状堪忧，一些民居外观残破，有的建筑已经濒临倒塌。一些传统村落中的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力不断“外流”，出现“人走房空”的现象，古村落出现“空心化”现象。另外，设施落后、人才不足、管理数据缺乏等，也是目前传统村落保护中的问题。（12月31日《新京报》）
传统村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自然生态景观资源，是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面对古村落保护出现的新问题，保护切忌“一刀切”，而应该在出台相关法律的基础上，科学制定传统村落保护专项规划，结合各村落不同资源特色实行精准化保护，避免村落发展同质化。
目前，古村落保护还处于自发状态，对文化遗产调查不明、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文化资源利用不足，甚至出现了建设性破坏现象。在制定不同村落的规划时，明确规定传统村落保护、整治、更新的区域和范围，确立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严格限制核心保护区的改扩建、装修，严格限定建设控制区改造区域、拆迁范围、建筑风格、高度、密度、色彩等控制指标，严格保存传统村落原有肌理。
古村落保护要以村民为主，保护过程中要有村民参与，让农民在保护中享受发展的利益。建立村民为主、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保护机制，邀请村民代表全程参与保护规划编制，在编制村落保护规划时，使专家和村民代表占有一定比例。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村民为主”是古村落保护的总体原则，政府可给予适当补助维修经费，鼓励扶助村民“自保”，受补助者在乡土建筑的维修使用管理等方面履行相应义务；若产权人无力承担修缮费用，可将产权转移村集体或由政府收购产权，垫资修缮乡土建筑，产权人可享有居住权并承担保护义务；引导公众在自愿基础上实现乡土建筑产权或使用权的转移性保护，鼓励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以认领、认养、认保等方式参与保护利用。
古村落的保护要突出特色，走传承活化之路。走传承活化之路，就是要让古村落“活”起来，有人气，能适宜于居住生活，而不是成为一个“空壳”和仅仅能够参观的死古建筑。
展开来说，就是住建、文化等部门要把还原乡俗生活、恢复特色民俗活动作为古村落活化工作的重要内容，使佛山的城市升级向乡村延伸，使特色古村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绽放新的活力。
古村落的建筑无论历史多久，都不同于古建。古建属于“过去时”的，乡土建筑是“现在时”的。所有建筑内全都有人居住和生活，必须不断地修缮乃至更新与新建。这样村落才不会是某个时代风格一致的古建筑群，而是斑驳而丰富地呈现着它动态的嬗变的历史进程。对于这一遗产的确认和保护的标准，应该自成体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文明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产品附加值无法完成现代价值观中对经济价值的认可。目前，古村落所在地青壮年大部分以外出打工为主而谋生，已经出现了耕作以及村寨居住的“空壳现象”，农业存在的动力缺失，将使得古村落的文化知识系统老化，失去年轻人的传承，这是古村落保护动力的缺失。
此外，古村落运转是非常乡土的技术，从耕作、房子、人际关系的维系都是如此。但是，面对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等现代化的冲击，已经发生对特质的改变，而且很严重，一旦这些特质消失，古村落的不仅没有了农耕意义，而且其附加的耕作文化也会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失去了发展意义。
旅游业对古村落的威胁已经开始显现，设门收费、观景台、大型旅游设施建设的方式，这对古村落系统而言，是个威胁。古村落已经存在了很久的生活形态，与自然融为一体，任何旅游的干扰，都会对这里产生心理、生活和文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古村落的和谐和系统的健康运转。
古村落的原住民、农田、水系就像自然保护区，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循环体，是活态的文化景观遗产。因此，不宜在古村落村民家开展农家乐。在古村落，建筑和人是这里的核心和灵魂，形成了自己的循环系统，任何外来的改造和污染，都将对这个系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作为政府，对于濒临灭绝的文化景观应该肩负起积极保护的责任。这不仅是指制度的保护，更需要资金的投入。保护好古村落，也许比盲目发展更有意义，尊重自然，良好的生态就会反哺人类。如今的第一要务是想着该怎么样切切实实的保护和延续，而不是贸然地进行旅游开发。我们手中的“文化遗产”越来越多，究竟该由谁来“养活”？该如何“养活”？这样的冷思考是当下亟需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