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布的《北京青年就业人员的住房状况报告》，用一组数据勾勒了这个特大城市里房子和劳动者的关系：近2/3的青年就业者租房或住集体宿舍；近1/5的管理人员、近15%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住地下室和平房；近1/3的蓝领工人、约1/5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16.5%的管理人员租住在11平方米以下的房子里。青年租房者平均每7.2个月搬一次家，59.3%的青年赞同“租房是其了解社会阴暗面的第一课”。（12月30日中国新闻网）

　　人这一辈子，衣食住行四件事，是每个人最基本的需求，但当这一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只能退而求其次。“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这种畸形心态，使得很多年轻人宁愿选择在大都市租房“蜗居”，也不愿意到基层就业。但在高房价的时代，即使“漂一族”选择群租，房租也肯定会在并不厚实的薪水中去除一大部分。在这种省着花钱的日子里，大家普遍能感到生活的艰辛。从这个意义上说，租房期间很多人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绝不是虚言。

　　同时，这些年轻求职者扎堆大都市，不仅自己面临生活、住房的窘境，也给大城市的运行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近年来，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中，随着就业形势恶化，青年“最难租房季”与“最难就业季”相伴而生，青年住房难问题的不良影响已经初见端倪。“蚁族”乃至“鼠族”现象频发，带来了社会治安、消防安全、公共卫生乃至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隐患，与之相伴的“群租”现象更是成为城市管理的顽疾。

　　在这两种社会矛盾的纵横交织下，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路该走向何方。其实笔者倒觉得，解决这个顽疾有两个出路可参考：一是政府可以因势力导，让“群租”之人住得更好些。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多管齐下，解决青年的租房问题。一方面发挥中介机构作用，整合市场上的适用房源，推出符合青年需求的租赁项目。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减税、租金补贴、挂牌认证、政策倾斜等方式为这些青年租房项目提供支持，并委托相关社会组织进行日常监管。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房地产企业兴建、运营青年公寓，为年收入较低的单身青年提供“公租房”，并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使“公租房”真正成为低收入青年的“中转房”。

　　二是年轻人可以放眼四海，到基层去，到西部去。虽然在我国现行的高度集中的利益分配体制下，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为人才提供的物质待遇和发展机会较多，但也要看到，毕竟大城市就业空间有限，再加上年轻人就业没有明显竞争优势，留恋大都市必然会沦落为“蚁族”“鼠族”。但如果去中小城市就业，则会成为当地素质比较高的人群，能有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而中小城市的房价又相对较低，则容易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

　　俗话说，年轻人志在四方，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与其憋屈的在大都市活，不如到基层去建功立业，但愿这能成为年轻人就业的基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