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安：人类学研究学者，1964年生于洛杉矶郊区，1985年读大三时前往国立台湾大学系统学习中文，1995年来到深圳开展人类学研究，1999年获得莱斯大学人类学博士，2000年在布朗大学完成博士后。从2005年至今一直采用摄影、微博及评论的方式呈现着深圳的建筑、城市规划及变化着的人文环境。

　　今年初，我第一次来到昙华林，春天的昙华林真美，大片的樱花和另一种叫不上名字的粉色花盛开在街道两旁。昙华林的规模也很好，走在其中不会有大城市的压抑感；昙华林很亲切，那么多学生、年轻人在那里逛街、谈恋爱，让昙华林充满恬静的感觉和氛围；昙华林还有浓郁的历史感，且不止一个时代的历史，有租界的历史、民国的历史、集体单位的历史，也有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这些历史的痕迹给不同社会阶层带来不同的社会意义。在昙华林你不止可以看到宗教的倾向，还可以看到活生生的生活，她把东西方文化、宗教等等融合在一起并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厚重的历史感也是昙华林最具价值的地方。整个昙华林的布局就是一个历史的对话，而且是一个平民的历史对话，并不是一种正式的或自上而下的对话，反而是一个民间的、生活的对话，这个对话就是历史的载体。昙华林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她是武汉的历史载体，而且是一个活着的历史载体。我到过汉口的租界大道，那里有很多很高的现代建筑，很多人认为建筑物最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它能代表一个时代，因为他们将时代的定义圈定在“最大最贵”上，像是在参加一场国际比赛，但这个定义对建筑来说却缺乏生活的概念，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参与的对话。建筑师们喜欢自己设计的高楼，但是大多数人民却进不去也用不了那些高楼，所以这样的高楼虽然已成为国际品牌，但也只是虚幻的象征，因为生活进不去、人进不去。反观昙华林，一个那样小规模的地方，市民是进得去的、学生是进得去的、信徒是进得去的，外面的街道没有多宽，但你可以在路边随意逛街或喝咖啡，享受惬意的生活。

　　昙华林没有宽阔的街道，规模亦不大，也正是这样才显示出她的质朴与灵动，因为有人曾说“你想杀死一个街道，最快的方法是盖摩天楼。”而昙华林最宝贵的一点，就是她的规模，因此，怎样去规划她、利用她，一离开她的“规模”，恐怕都会出现偏颇。规模不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经济概念，更是民间的定义。如果昙华林只是变成一个国际品牌，那么她对大多数武汉人和大多数去武汉的游客来说，只会成为一个黑洞——社会的黑洞。深圳有很多这样的楼，它占领那个空间，虽然有国际意义，但对生活而言却只是一个黑洞，因为大多数人是进不去，希望昙华林不要变成那样。

　　走在历史与未来节点上的昙华林正面临着再次升级改造，维护昙华林不能只停留在保存建筑物上，更应该保存她的“规模”，因为作为历史的载体，昙华林最重要的是她的规模和她不同时代的代表建筑物，如果只留建筑物，而不留规模，那么无论怎样去改造都会显得尴尬。例如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古城区，整体建筑物的外壳和古城区的规模还保留原样，给人以中世纪的感受，但建筑物的内部却是经过改造的，这或许可以为昙华林提供参考，也可以这样利用建筑内部做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结构主义的任何东西。

　　昙华林不止有历史的气息、文化的气息，原住民的存在更让昙华林充溢着生活气息。升级改造必然带来原住民去与留的问题，以下两个故事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一是上海的新天地，许多原住民后悔自己搬出了新天地，因为新天地在改造后变得既有经济潜力，又十分漂亮。二是浙江的乌镇，在经过旅游开发后，乌镇留下了一部分有经济头脑、能够利用旅游资源做生意的原住民，但这群人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也并不十分满意。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作为普通百姓的原住民没有条件去做投资和改善，要看开发商与政府愿意以什么样的合作方法来解决原住民的去留，因为原住民会不会从改造过程中获得除了钱之外的东西，获得对他们曾经历过的历史的回忆，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昙华林有那么多可以发挥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只是将她变为政府的“面子工程”，那么昙华林会失去生命力，政府若更偏向“无为”反而会更好，因为如果只允许一个政府和一个开发商来做主，哪怕他们是全球最有才华的一个集团，他们也无法做到该有的多元化。因为极端的开发模式，虽然有效率，但是会把该有的多元化杀灭，而保留多元化和尊重历史，是昙华林和我们的城市发展都亟需的元素。

　　对于昙华林而言，任何一个改造方案，除了近期的考量，还需要有长期的考虑，比如5年后，你愿意昙华林吸引什么样的投资，希望什么样的游客来昙华林；20年后，你希望自己的女儿、儿子看到什么样的昙华林；50年后，你愿意什么样的人还生活在昙华林。同时还要考虑5年的近期的目标和50年的长期目标有什么关系。例如你希望昙华林变成一个春天到处盛开樱花的地方，如果这是长期目标，那么它必然会影响到近期的规划。因为昙华林不仅是历史、是现在、更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