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成堡,浙江大学建筑学研究生,英国威尔士大学MBA学位。曾在苍南县规划建设局任职,发表《温州农村民居的区域文化特征》、《房地产项目策划应关注人文要素》、《600年传统产业的现代转型》等论文多篇,散文《半空露台上的“天鸡”》获“2013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
乡村是国人心目中一个沉甸甸的美丽词汇。传统农耕社会,乡村的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城市,过去说10亿中国人8亿在乡村,迄今依然有6 — 8亿乡村人口。历史地看,城市由乡村膨胀,市民由村民演变。乡村的确相对贫穷,乡村也的确相对美丽,乡村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本世纪初,以晏阳初和梁漱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乡村建设运动”,至1930年代曾达高潮。1950年代后的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运动,虽说也是新一轮的乡村建设,但实质是乡村政治与经济组织的重构,对乡村社会文化形态并未产生根本影响。1980年代后的30多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乡村的失落与重建再次跌宕起伏,但失落远大于重建,乃至于可以说,近30年来中国传统乡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被经济大潮淹没的程度远甚于文革10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耗费10年时间四处奔走,为乡村的文化失落不断呼号。他在《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公布了调查的数据:单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全国自然村消失了90万个,等于每天至少消失了246个村落,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过去的乡村很美丽
过去苍南县的乡村数量众多且美丽多彩。
在我的生长地,苍南母亲河横阳支江上游的桥墩水库西向,沿着溪流北岸的向阳地带绵延40公里,依次有沿沙、坑口、礁滩、碗窑、下垟、矴步头、滕垟、莒溪、天井等村落,其聚居人口累计超过6万,都是明末清初从福建移民来此,沿着溪流拓荒创业而定居成村的。这其中,大者后来为乡,如碗窑、矴步头、滕垟、莒溪、天井;小者为村,如沿沙、坑口、礁滩、下垟。这些村落往往是村外有村,小村围大村,大村带小村,如碗窑周边就围合着为其提供制瓷原料高凝土与燃料柴木的20个附属自然村。这些村落形态也各具千秋,有手工艺专业村落,如碗窑、下垟;有工、商、农兼业村落,如矴步头;有农、商兼业村,如莒溪;有农、渔业村落,如滕垟,其余的皆是单一的农业村落。
农耕社会的国人皆泽水而居,水流多大,聚居范围就有多大,大江大河便成城市,小河小溪仅成村落,横阳支江上游村落也概莫能外。不难想象,始迁祖们沿溪定址,村落坐北面南,阀木筑屋,沿山而建,垦平地为田亩,开缓坡为山园,种粮糊口,砍柴为燃,过的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农闲听听渔鼓看看布袋戏,也打打牌喝喝酒,不觉财富多寡,不思外移升迁,自有其乐融融,可谓生活清贫,精神安逸。
慢慢地,村落人口繁衍多了,外村人也会被吸引搬迁而来,房屋就会增建,村落就会扩容。那时不存在什么注册规划师和建筑师,也没有资质等级的施工队伍,村落远离县城七八十里路,官员也不会骑马或走路来指手画脚。但村落有长老,慢慢地也会有士绅,士绅者为家道殷实、子女颇有出息、略通文墨之村庄德高望重者也,往往士绅就是长老。那时也有风水先生,还有木匠、石匠与泥瓦等诸工匠。长老士绅请来了风水先生,怀揣村民公共意愿,沿着村落里里外外走动,端着罗盘比比划划商议。溪边要做一条多大的堤坝,以挡洪水保田园?道路建几条、建多宽多长、如何走向?溪水山泉怎么筑圳引入村落供村民饮用洗漱灭火?新建房屋怎么定界朝向规避犯冲?安排妥当后,就由请来的工匠在脑子里勾画蓝图,摆出造价预算,大伙当场交流认可后,工匠师傅就召集一班徒弟开工承建了……慢慢地就有了功能齐全像模像样的村落小社会了。这过程,士绅长老、风水师、建筑工匠三位一体,就是乡村建设的全部力量。正是他们,创造了带有浙南鲜明地域特色的“山地三合院”木构建筑,使美丽村落历经数百年而得以留存。
且不说碗窑村4水围合;左、右各有大小瀑布,上水圳下溪流,成口字型裹住上窑、下窑与半岭三部分;房舍沿山拾级而上,鳞次栉比,宛若山城;村上首引自西侧瀑布,凿岩筑圳入村过户,兼备陶瓷产生流程的水碓动力、居民生活饮用、消防灭火三大功能;村庄山道盘转萦绕,枝杈密布,相互沟连;上窑、下窑集资共建庙宇戏楼匠功独到,精美绝伦;碗窑先祖还广植松、柏、樟、楠等当地适宜的风水名树,又筑鱼塘、竖旗杆、立“天灯”——木制路灯;一个万人陶瓷艺工村落,窑火与炊烟白昼交替,流水潺潺与水碓声声互响;古木参天竹林掩映下,挑柴者、挑碗者、购碗者、售货者,脚踩光滑如镜的鹅卵石古道穿梭往来,村口溪流竹排长行,上游运进捆扎柴片,下游运出绳绑瓷器;村舍风光别有一番情趣,堪称美轮美奂;尽管如今村落规模仅剩三分之一,昔日风貌也依然可见一斑。
矴步头村地处三条溪流交汇处,是“三水汇源”的风水宝地。水聚财,矴步头人善经商,村民用财富在溪滩上建起了石构矴步,与街道相连,沟通村落各部;溪边广植宜水榉木,蔚为壮观,迄今合围古榉依然“健在”;引来溪水入平地下,做下冲式水碓之动力,与碗窑山地上冲式水碓各成特色,皆是因地制宜;村落平原与山地房舍相接,溪边广筑绵延堤塘;先祖谢传玉取“广昌”商号,经营“墩门”牌茶叶烟叶得法,收获巨资,分别与清道光7年(1827)和清咸丰6年(1856)率四兄弟,先后建成了上、下广昌豪宅,下广昌尤为精美,可惜1957年除夕失火焚毁,剩下的上广昌三进三落,围墙、宅庭、花园皆备,堪称浙南传统建筑典范。
莒溪是山乡集市贸易村镇,有独具一格的“水圳”街景。村落沿溪向北退后数十米定址建宅,屋分两排,中设街道,街道就地取材,用溪滩鹅卵石砌就,与溪平衡,长则近里;街北又沿山筑屋,梯次面溪;可赞可叹的是街道中间开有米余宽的水圳,引上游溪水汩汩流淌,兼备日常生活饮用洗刷及消防之多种功能;为便于跨圳,且显美观,莒溪人于水圳相隔数米铺就石板成小桥状,故惜时,当莒溪人炫耀家乡的豪奢等级时总会笑称,我们莒溪有几十条桥呢。旧时每日早市,石街水圳旁,人烟如织,山民贩出自产山货、购进家居生活用品用具,其景象俨然酷似一幅小小的“清明上河图”……
诚然,旧时乡村依山傍水,树木茂盛,翠竹成林,房舍既规整划一又错落有致;一村一样,各显姿态,别具韵致。
能不怀念她的美丽?
逃离后的乡村很丑陋
横阳支江上游人口的逃离和村落的消亡起始于1950年代的桥墩水库建造。它首先使库区的沿沙、坑口、礁滩和碗窑的下窑部分的“三合院”房舍消失殆尽。第二轮是伴随着1980 年代以来的经济开发搞活和城镇化建设进程,村落人口一拨一拨地向上一级城镇迁移。逃离的村民,几乎遗弃了老宅,遗忘了村落。有逃离也有回归,还有山上附属村民向下一级中心村的迁移;也有回归的村民基于对先祖遗产的“弘扬光大”,又要仿照上一级城镇的新建潮,进行老宅翻新,老村重构。乡镇政府层面更是跃跃欲试,画线描格,批售宅基地皮,聚拢乡镇财政,谋划、新建、扩大、打理原有的村落,一切都抄袭流行的程式,搬用现代的钢筋混泥土材料,大兴土木、土洋结合、半生半熟地搞起了乡村重建。
然而,重建后的村落今非昔比。
莒溪把房子和街道移出到了紧邻堤坝的溪边,房子一律是顶天立地的四五层钢筋混凝土“火柴盒”,鹅卵石街道被水泥路面取代了,街心水圳没了,几十条“桥”消失了,村落木结构老屋拆的拆、烧的烧,不见了。
矴埠头和下垟,虽然没有拆光老屋,但是,在公路侧、古道旁、临溪边也纷纷建起来横七竖八的“火柴盒”。
村落变得很杂、很乱,也很丑陋。
又一轮乡村的自发重建很无奈
进入世纪之交,横阳支江上游的乡村山民们伴随温州“走出去”经济的地方传统产业——矿山井巷业的发展,富裕了,涌现出了一波老板阶层,于是乎,乡村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重建潮,这一轮完全是富裕后的村民自觉自发的民间行动。
带有“光宗耀祖”、再现昔日辉煌意愿的乡村山民是可赞的,出身山民的老板更是可歌可泣的。他们回报家乡,馈报家族,重构乡村文化的善心很重,行动很坚决,掏钱很大方。
乡村在老板层慷慨解囊的资本主导下,在一批“新贵”的主持下,将一大批原有的上百年历史的祠堂拆掉,新建扩建得更加富丽堂皇。虽然没有像横阳支江下游的毛氏家族将祠堂建成了三进三落、内矗四五米高领袖石雕塑像、外立一对华表的“毛泽东纪念堂”,后被政府干预而吊走塑像改回宗祠名的喧闹;虽然建筑型制也算仿古,但框架结构用的是钢筋混泥土,大歇山顶罩又是纯木结构,古今混搭,真担心再来一次“桑美”台风会不会把整个歇山顶端走。滕垟建成了宽敞的水泥浇筑“环城路”。莒溪投资500多万元建起了公园;原先仅有一两米高的铁铸“沉香塔”倒塌毁坏数十年后,被新建的数十米高的石塔取代;小山坡上的公园里有了十来座石亭,是一位老板认建一座。矴步头依原样复建了被洪水推走的百齿丁步,重修了溪塘,倒是做的精致,无可挑剔;但继建起了七八米宽的平板桥后,又在三条溪边新建了三座恢弘气派的石亭,还准备也要把谢氏祠堂复建得更加“高大魁梧”,以引人注目,彰显族人的气派……
这一轮乡村自发重建是乡村新贵们慷慨解囊的自觉行动;作为乡村政府却是采取无为而治,退居二线,当起了道义上的支持者。这时候,资本是权威,老板说了算,乡官们对怎么建,建什么,又说不出个道道来,退避三舍,独享不费气力的政绩,倒也乐享其成。这一轮重建也的确令乡村山民挺胸抬头,扬眉吐气,精神大为提振,但面对村落全貌,却是局部仿照城镇,其余生态环境依旧脏乱,新旧穿杂,土洋混搭,上不了伦也归不了类,唤不回昔日乡村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精魂。
乡村原有的美丽依旧不再,又只能是一声无奈的叹息。
乡村的重建也许可以更美
乡村依然是中国大地的主要人居单元,城市化也并不代表着非要使乡村彻底消亡。面对城市大建设大发展后的一致国际化、一致趋同化,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几近消失殆尽格局,或许乡村重建能够成为传统文化,至少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新时期中央将实施城镇化新战略,有别于原先的城市化模式,新时期的城镇化道路,已被各方专家解读为是一种大城市、中小城市、村镇共同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浙江省政府已经拿出了2.5亿元,要用三年时间保护好历史文化村落。也许乡村的整治重建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成为新一轮的普遍行动。
乡村重建究竟怎样才可以做到更美丽,这是感受过乡村生活的国人都会关心瞩目的。
完全由乡镇政府操刀,尚欠火候。且不说,如今早已未能“教育”出如当年苏东坡、白居易于杭州郊区乡野整治西湖时所建的苏堤和白堤,历经千年一并而成世界文化遗产那样的地方官员,就是有点传统文化或者美学修养的政界人士如今也是翎毛凤角。持续的城市化进程结果,已经留下了“千城一面”的钢筋混泥土塔林诟病,要是再由“急功近利”者整出个“万村一色”的乡村画面,岂不重蹈更大的覆辙;花巨资聘请名为专家实为“砖家”者来做走马观花式的拷贝式“规划设计”,得到的也只是画地图涂颜色的精美电脑文本。
当地老板的慷慨解囊是不可或缺的。完全由他们的资本说话,也定然产生豪奢庸俗的仿照品,与当地文脉格格不入,而成破坏性建设。
要想恢复中国大地的美丽乡村记忆,还得恢复记忆中的传统乡村建设范式。幸好如今乡村有别于城市之处就是传统文化还有一丝的“苟且残存”;村落里年逾花甲的风水先生、工匠师傅以及新的绅士长老还有依稀健在者。乡村重建何不来个多位一体:乡村政府主导,乡村老板掏钱,乡村士绅长老担任顾问?当然能有类似罗哲文、阮仪三辈的真正学者操刀再好不过;本地的文史土专家的咨询也是不可或缺;向当地“美丽”记忆长存脑海的德高望重者讨教更是免费的近水楼台。接下来,就是必须抛开习以为常的从西方抄袭过来的“浅表皮毛”、且与乡村水土不和的当代规划建设体制,重新请回风水师和工匠,按着长者的历史记忆,就地取“才”——人才、更要就地取材——材料;该保护的就原封不动地花小钱由当地工匠维修,该按原样复健的非文物建筑物,就地地道道、原汁原味地按原工艺去做;该修桥造路和改造环境的也按“天人合一”的协调性原则、乡村特色予以新建规整;如此一来,且不说省却了大笔被中间机构盘剥的银子,单就工期、功效就能大大缩短与提高。套用一个流行词汇,这是“必须的”。
恢复乡村美丽记忆,如能再进一步,把乡村的传统社会生活、生产形态、民间艺术部分地恢复起来,比如,把碗窑的窑火烧起来,把作坊的陶钧转起来;把矴步头的茶行重新开起来;把莒溪水圳街以及两旁的糕饼食品店恢复开张,让山民每天都能就近赶集交易;再把乡村的美食和民间艺术展示出来,迎接城市居民们的游览观光体验,那是再美不过了。
也许,只有如此这般,才能使乡村重建变得更美丽,才能唤回年长者的美好历史记忆。其实这也不仅仅是恢复美好记忆而已,它更重要的是能够抢救留存下生态乡村的、民族民间的、地域特色的、别具一格的、美轮美奂的、真正的美丽乡村文化。
但这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写到此,我想起了2011年,有两个叫欧宁和左靖的文化人就以极大的热情联合诗人、艺术家组成共同体,来到安徽黟县的碧山村开展了名为“碧山计划”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回归村落生活,挖掘乡村“土著”文化,策划加以传播,又使村民就地城镇化。又想到了在苍南驻京办就职时,乡贤书法家谢云先生多次眉飞色舞与我讲起童年记忆中桥墩(水库所在地)山水的灵气、村落房舍的秀美和美食的精巧,说自己跑过世界很多地方都难能与之比拟,将来要让孙子去恢复重构,说完他爽朗一笑:“这是我诗人的浪漫”。
我不是诗人,但也许我期盼乡村重建的美丽回归诉说也只是一种浪漫情结,仰或是一种乌托邦式幻想。然而,传统乡村的美丽的确不可或缺,那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一种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