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城镇化”，着重强调其在扩大内需方面的巨大潜力。从功利主义角度来说，城镇化确实能够扩大内需，形成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增长面，但这一见解并不全面。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也必然要与“中国梦”相结合。而“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因而必然需要建立在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基础之上。

　　国务院强调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其中还没有提到服务业现代化。但是，伴随一个经济体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是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现代化必然是一个推不掉的议程。

　　不过，我国是个“巨国”经济体，有着所谓的“巨国效应”。根据《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的观点，分工受制于市场广度。而市场广度又与人口和收入等因素有关。我国的巨大人口和现有经济基本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广度，也为未来的分工和专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我国可以做到很多小经济体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比如我国的内部市场巨大，很多分工和产业转移均可以在国内发生。市场越发展，分工越细，创造附加值越多。“巨国效应”会给我国的服务业现代化带来巨大的机会。人口收入越高，服务业一般也越是发达。

　　在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工业化了，还有一些还在工业化。同样，每年大量企业被淘汰，却有更多企业诞生。这也是我国这样一个国家在转型期会存在的“巨国现象”。我国的行政部门对经济的管制，会使得我国第二产业占比与第三产业占比的相对变化，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不同于国际上很多市场经济国家历史上的发展轨迹，但是大趋势应该是相同的。

　　我国2013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占GDP46.1%，第二产业占43.9%，第一产业占10%。第三产业占比首度超过第二产业。纵观世界上大小经济体，随着城镇化和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创造的增加值虽然一般仍然会保持增长，但是其占比将会大幅度降低；第二产业会保持一定的规模，但经济体之间占比相差悬殊；第三产业占比会远远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到了这个阶段，一个经济体就是处在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2008年，美国第三、第二和第一产业占比分别为77%、22%、1%，德国分别为69%、30%、1%，日本分别为68%、30%、1%，韩国分别为60%、37%、3%，香港地区分别为92%、8%、0，新加坡分别为72%、28%、0。这些数据其实展示了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

　　我国的名义人口城市化率目前达到53%多，但是这个数字当中大约有17个百分点属于农村流动人口，这部分人在城市并不享受完全的社会公共服务。也就是说，我国的实际人口城市化率并不高，与印度差不多，甚至远远低于全世界2010年的平均水平（52%），相当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市化水平。目前，日本的城市化率高达到91%，美国82%。我国的城市化率远远落后于这两者。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1年底我国大陆总人口134735万人，城镇人口69079万人，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首次超过一半。从1985年到1995年，我国城市化率以年均递增0.547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从1996年到2011年，我国城市化加速，城市化率以年均递增1.34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如果按照此速度发展，到203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可达到77.7%。该年我国人口差不多达到峰值15亿，这意味着从2011年起，直到那时我国新增4.8亿城镇人口。如果按照每个新增城镇人口规模计算，需要配套50万元基础设施费用来计算，到2030年，我国需要合计238万亿元的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与此相关的，则是需要有巨大的服务业与之配套。

　　过去城镇化和刺激经济主要依赖政府扩张财政支出。而目前，新型城镇化已经无法依赖过度负债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林立，地方政府负债水平日益高企。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审计结果，各地政府违约现象目前已经频繁发生，很多违约是以借新还旧的形式掩盖的，还有部分违约是对项目工程的欠资。财政风险已经蔓延到金融部门，构成金融风险。

　　同样，我国的服务业现代化有待于打破各种行政藩篱，政府需要为服务业现代化提供一个授能环境，鼓励面向市场需求提供各种服务。政府可以在以下诸方面采取一些推进服务业现代化的措施：首先，各种市、县、镇需要实行自主治理，需要有自己的财产税收入、个人所得税份额和市政债券的发行权，这有助于打破单中心的格局，促进多中心自主治理。其次，打破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加速城镇化。最近我国推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新条例，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其中虽然还有不足之处，但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举措。再次，要开放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各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直接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金融业的开放可以为进一步的城镇化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大量民间资金支持，有助于大力推进服务业现代化的进程。

　　总之，只要减少政府的经济、金融与社会管制，增进经济自由，维护一个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经济必然发展，而经济发展必然伴生服务业的现代化。政府的种种行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面向市场需求顺势而行，而不是只追求短期效应，视而不见事态发展的长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