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7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解读专家：

曾   真：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总书记提出这样的要求，意味着京津冀城市群目前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方面做得还不够，其中的体制和政策壁垒还很深，距离区域一体化的协同发展这个大目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经济发展是各地政府的头等大事。“政府之手”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不容低估，各地政府主体意识空前强烈，竞争发展成为主流。政府自身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竞争发展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或称为“场上队长”。对资源和政策的“争夺战”成为各地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京津冀城市群中包含了我国行政级别最高、首位度相近的两座城市，作为不同的发展主体，在此前的竞争发展中，国家分别给予了这些主体以不同的政策和资源配置，其力度之大、资源能级之高在全国不可多见。竞争发展的结果就是：北京充分发挥了“首都”资源的唯一优势，不仅强化了行政、文化等“首都”内禀性功能，在高端经济资源的聚集方面也明显占据了优势。天津作为一个重量级的直辖市，以滨海新区为基本载体争取到了国家一系列重大项目布局和十分显赫的政策优势。而河北虽环绕京津，但不是一个城市主体，虽紧邻京津，但只能依托京津，虽以“为首都减压、为北京分忧”的高姿态准备承接京津的功能外溢，但真正的“外溢”直到今年才现一些端倪。总之，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并没有因为这几个主体在空间上的紧邻而出现“一体化”的态势。显然，前一轮竞争发展的导向、城市政府作为竞争主体的意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都是今天这种“紧邻化”而非“一体化”格局的桎梏。

　　纵观国内，此前的发展中长三角城市群在实现区域协同和区域一体化方面，路径最为清晰，“一体化”格局最为明显，其关键在于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有着无可争议的首位度。上海的龙头作用、江浙人长期积累的市场意识，使得这个城市群中的众多城市在功能分工、经济和产业格局上呈现“雁行”式排布。就连南京、杭州这样的省会城市也对上海“服气”，杭州湾上的若干座大桥就是证明。在浙江省的积极推动，杭州湾上的这些大桥打通了上海和杭州湾南岸，使得杭州湾南岸区域绕开了杭州、直接对接了上海。浙江人的意识和勇气值得赞赏。

　　在美国，纽约和新泽西之间的“一体化”和协同性也让人十分记忆深刻。交通路网全面对接，就连机场这样的重大、体面、收益可观的设施，两地的共用共享也十分成功。你不会因为离开纽约时其实是到新泽西去乘机而感到有任何的不适，两个城市主体的协同和一体化由此可见一斑。

　　从当前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和“一体化”进程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下决心破除限制……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重要指示，可谓切中时弊。只有从体制上破除禁锢要素流通的制度性障碍，让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要素能够在京津冀间自由流通和优化配置，才能谈得上区域的“协同发展”和“一体化”。要真正破除这种限制，城市政府、尤其是这个城市群中级别最高、资源拥有量最大的城市政府，在面对“哪些去、哪些留”的问题时，如何从政策层面“有所为、有所不为”，考验着这些城市管理者和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也决定着京津冀城市群未来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