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基本上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自1978年至1995年，主要是由“乡镇企业”吸收“非农产业”之劳动力，当时“乡镇企业”吸收的“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所有新增“非农产业新增就业总数”的比例达43.3%；当时农村人口转移因此带有高度“离土不离乡”的特征，城镇化率自1978年的17.9%，提高至1995年的29%，每年平均提高0.64%。

    其后，第二阶段的城镇化自1996年至2012年，是加速发展期，城镇化率自30.5%提高至52.6%，年均提高1.91%。在这个阶段中，城镇化虽大幅提高，但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却因户籍改革尚未开展，产生许多相关问题。有鉴于此，第三阶段的城镇化自2013年开始，主轴为“新型城镇化”，强调推动“以人为本”的人口城镇化，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意义上，不再是让乡村居民大量至城市工作，而是强调将就业机会带到乡镇，并使乡村居民也能过着城市水准的生活。

    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对城镇化的支持，就需要特别注重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软性建设；而不再仅是着重对硬件建设的支持。但不论硬件软件，基础建设都存在着建设周期长、资金占比高、成本回收时间长的特点，投入的资金往往无法回收，因此动力不高。

    在此情况下，金融的角色更为关键。具体而言，金融对目前中国的公共建设有几种不同的支持模式，包括银行信贷融资、信托融资、城投债融资模式等；但这些模式皆是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因此较不易引进民间资金；也不容易以市场角度去评估公共建设的效益。

    国际上，金融对于公共建设的支持，已有五花八门的方式，尤其以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包括最典型的BOT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即兴建、营运、经营）等，都是最常见的。以中国情况而言，像BOT 等公私合作的案例也有许多，尤其是地方政府出地、民间企业出钱的合作联合开发案例，比比皆是。但以BOT模式进行软建设的各项公共设施，则较为罕见。因为目前进入的第三阶段城镇化是以软件建设为主的城镇化，因此国际上丰富的经验，极为值得参考。

    例如，英国对于民间参与文教等学校建设，有相当的历史；欧洲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以及荷兰、韩国、台湾地区等，都有引进民间资金参与下水道建设的经验；另外，美国甚至连医院的运行、监狱的管理，也是以民间参与的BOT模式进行。整体而言，这些案例固然都源于政府资金不足，但从结果来看，民间参与的最大效益，还不仅在于资金的贡献，而更在于引进了民间高效率的管理模式。只是，问题仍在于几乎所有的公共建设，资金本身的回报都是不够的；因此对于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优惠，或是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风险，都必须仔细考量，并以具法律效力的合约载明清楚，才可能引进民间力量进行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