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源泉，而且使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变革。虽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国情不同，城市化的道路选择、城市化模式有很大差异，但也有值得学习的经验。
　　一、国外的城市化实践
　　(一)日本是由政府引导的城市化。日本的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1940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的欧美工业化国家，1956～1973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42.9万，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并于1975年达到75.9％，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为保证城市化顺利进行，日本政府制定了众多法律法规。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
　　(二)德国是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在工业化之前，德国是个封建割据的国家，在各个狭小的诸侯领地上只能发展小规模的中心城市，统一后的德国采取平衡发展政策。2001年，德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高达96％，城市化水平高达95％以上。德国的小城镇战略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遵循“小的即是美的”原则。德国产业政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这些城镇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城镇功能明确，经济异常发达。市政管理实行市政经理负责制，市政经理由市民聘任，统管城市管理中的日常事务。这种管理体制融服务、经营、收益于一体，把城镇资源的开发和经营作为市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围绕服务和开发来聘用管理人员，真正把“该管的事管好”。
　　(三)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城市化实现跨越式发展。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美国的东南部和西南部两个大三角形地区，其经济发展、投资和城市人口增长一直保持全美领先。根据1990年的人口规模划定的全美十大城市中有六个位于西南部和东南部。其中，绝大部分城市都兴起于毫无人烟的荒原之上，超越了农业开发阶段。如，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区位极为不利，经济基础薄弱，然而，它们竟能在短短几十年间跻身于美国发展最快的十个州之一。20世纪50年代，太平洋沿岸各州和俄克拉何马、德克萨斯等州仅用10年就步入工业成熟阶段，而按常规则需要一代人的时间。1980年，美国西海岸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四)韩国通过“新村运动”实现城市化。从1970年开始，韩国政府开展了著名的“新村运动”，开创了农村向现代化推进的“韩国模式”。“新村运动”是因韩国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而出现的，农业对工业的增长速度差距拉大，农村人口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通过“新村运动”，韩国农民整体脱贫，城乡差距缩小，1988年，农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新村运动”从农村发端，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同时逐渐进入城市社区，随着产业化的发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离农”现象，即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谋生，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转移，城市社会文化走向繁荣。随着人口和产业转移，农村开展的“新村运动”逐渐向城市扩展，又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道德和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进城就业引发城市出现过多的社会问题。韩国的“新村运动”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到2000年，韩国的城市化达到100％。
　　二、我国西部城市化进程存在问题
　　(一)城市化水平较低，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的前期。截止2006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为43.9％，东部地区为54.12％，西部地区仅为35.72％，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水平。并且城市体系发育不全，据统计，2005年西部城市仅有171座，占全国城市总量的25.8％，其中，大、特大和超大城市15座，仅占全国同类城市总量的10.79％，中心城市竞争力不足，难以起到带动周围广大腹地发展的作用。
　　(二)城市建设投入不足，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西部地区幅员辽阔，雪地、高山、沙漠、戈壁等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占了很大比重，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明显处于劣势，很多地方不具备城镇建设的条件。加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由此导致西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乏力，基础设施落后，无法吸引人口和产业的集聚，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就业，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三)工业化水平低，城市仍以外延扩展为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西部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西部地区缺乏区位优势，加上经济基础薄弱、开放较晚等原因，使西部工业化水平落后于东部。到2005年，西部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为42.8％，东部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1.3％，而东部第二产业的产值大约为西部地区的5倍，西部城市化发展的产业基础十分薄弱。
　　(四)城市化的内生动力不足，城市竞争力低。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资源诱导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城市化发展中过分依赖自然资源、低成本劳动力等初级生产要素，而忽视高级人力资源、知识、技术与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发展。然而，在实际竞争中，丰富的资源或廉价的成本因素往往造成资源配置没有效率。低端化的路径依赖，是造成城市竞争力低下的因素之一。
　　三、国外城市化的实践对我国西部城市化的启示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通过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分析可看到，政府的政策调控对城市化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城市化中的最大作用是生成、催化与提升市场力量。借鉴德国的市政管理经验，结合我国西部的实际，政府应根据城市功能对城市环境的要求，通过市场机制，对城市中可用来经营的资源和资产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以实现这些资源和资本最大化与最优化使用，从而实现城市建设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二)健全城市体系，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美国西部开发，超越农业开发阶段，是以城市为先导的开发模式，这在边远地区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我国西部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人口密度较低，难以在广大地域同时进行开发，我国西部开发历史远较美国西部悠久，但长期停滞于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工业化起步晚、水平低，待转移的农村人口太多。因此，不宜沿袭传统开发模式和分散渐进性的农业垦殖，应超越传统的农业开发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是重点发展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目前，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成渝地区和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是本地区最具发展前景的城市群，具有明显的聚集性、扩散性、高效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并增强兰州、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的综合功能，将其变成各省及周围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并将其中有条件的城市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商贸、文化、科技、教育、金融、旅游中心，使它们成为本地区传播经济信息和高新科技、吸引外资及融通国内资金的枢纽和经济能量聚合裂变的加速器，辐射和带动周围地区中小城市群及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通过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民族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途径合理布局中小城市，使每个大城市周围分布三到五个中小城市作为卫星城。如把西宁、银川、包头、呼和浩特、榆林、延安、安康、宝鸡、咸阳等作为卫星城发展为中等或大城市。三是积极发展多层次的小城市和小城镇。西部地区小城镇数量少、层次低，加快西部城市化的进程，应积极发展小城镇，以扩大西部投资需求和消费要求。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高起点搞好小城镇规划，因地制宜，建设特色小城镇。
　　(三)加强对“三农”的保护和扶持力度。城市发展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韩国的“新村运动”将农村发展、工业繁荣与公民精神改造并高度融合，这给了我们以启示。西部地区应抓住机遇，改变城乡差距过大的局面，努力使农村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要整合各类资源和力量，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为重点建设“三村四化”，即以小康村、文明村和和谐村为目标，以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住房新型化、社会和谐化，山区以农业产业特色化、道路房屋整洁化、村风民俗文明化、团结互助和谐化为途径，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挖掘潜力，实现农村与城市同步发展。
　　(四)促进城市内涵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纵观国外的城市化过程，无一不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产业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要素聚集规模及城市人口规模。因此，必须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适应城市化建设的需要，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为城市化提供可靠的经济基础。为促进城市化进程，西部地区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一是在城市产业布局上，要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工业园区作为城市建设和产业集聚互动的连接点，是承载城市工业布局调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充满活力的产业群。如，煤化工产业群、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产业群、绿色生物资源加工产业群等。二是在产业选择上，要大力发展“两型产业”，加快发展现代制造业，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重视信息咨询、物流配送等新兴服务业发展，又要注重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扩大就业机会，使西部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三是在发展方式上，要以推进信息化为依托，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信息化城市建设。同时，还要根据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过去陈旧的规模扩张、外延拓展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创造一条全新的质量提升、内涵丰富、品质拓展的城市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