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我国正向、反向的人口流动，都会受到户籍制度的障碍。而今农业户口取消，让这问题迎来解决的契机。

　　国务院日前公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决定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引起广泛关注。而此举也势必对流动人口问题的走向带来影响。

　　应看到，我国流动人口概念的形成，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有直接关系。我国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也因此决定了城乡间、城市间的福利差距。如果说，早前我们的矛盾体现在城乡关系上，那改革开放三十年后，这个矛盾发生了变化，区域间、城市间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城市间的户口对换也越来越困难。城市间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如果解决了他们的户籍，他们可带动的经济增长和地区消费能力的提升是更大的，但以前的政策中忽视了该问题。

　　户改矛盾不在城市，而在原有户籍体系

　　在最新的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发现，考虑到就地就业、农业生产收益等因素，城市近郊的农民进城的愿望大幅度降低。在一些地方，农民实际上不愿意进城，但地方政府为了获取土地，强制将这些农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

　　随着流动人口问题的突出，户籍制度改革的矛盾焦点不仅在于城市，更在于我们原有的户籍体系。小城镇流动人口流向中等城市、大城市是一个方面，城里人能不能进村呢？村庄间可以流动吗？答案是不能。这些问题都是我国流动人口在这个户籍制度体系下的一个基本现实。人口流动的问题不简单体现在城市间，也不仅仅体现在城乡间，正向、反向的流动都受到户籍制度的障碍。另外，户籍制度与福利相连。

　　不能解决流动人口的户籍问题，也和我们经济增长模式有关。过去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有人归结为市场，实际上，与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压低要素价格的低成本竞争有重要关系，包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还有管理成本。这些年劳动力价格在上涨，为什么投资还是很多呢？就是因为城市降低公共服务供给对降低企业成本发挥了作用，这个一方面对企业有利，另一方面对降低城市成本有利。所以不管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几乎没有城市愿意放开户籍管理限制，都不想把财政的一部分拿出来去解决劳动力的成本。

　　城市人口精英化，必然导致外来人增加

　　过去研究流动人口问题，研究户籍制度问题，研究农民工问题，更多是从农村的角度考虑。但是，有些城市决策者觉得农村问题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并不是主要的。所以，反过来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市人口结构，就会发现，有些人对城市问题并不了解。

　　在强化城市福利体系情况下，城市的人口结构逐渐精英化。很多城市的人口政策和落户政策，如广州，要求劳模、技工、副教授、博士生，北京博士生要35岁以下、硕士生27岁以下、本科生25岁以下，这种种的条件，使城市人口逐渐精英化。各个城市都希望减少外来人口的负担，更多地减少农民工的流动。但许多大城市搞人口控制，人口一直没有停止增长。这是因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精英阶层进入城市后，需要更多的服务人口配套，如吃饭需要服务人员等等。精英人口的增长对于外来人口增长的作用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是为什么熟练的服务业人员、熟练的技工短缺？这是因为大量的流动人口中45岁以上的回乡了，他们在城市里没有长期打算。如果城市对他们有长期的公共服务供给，他们劳动的熟练程度会在这样的就业条件下大幅提高，45-65岁这批熟练的技工在城市将大幅增长。比如香港，解决居住证只要7年的岗位服务，只要不是非法的工作，就可解决在香港的长期居留问题。如果他们工作熟练，那更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对于未来流动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速度的评价到底怎么样？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我们已经到了资本和技术的新阶段，长期趋势下，劳动力不是短缺而是过剩，意味着将产生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另外，流动人口是一个富有活力的群体。任何一个国家，一流的城市都离不开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问题，比如户籍，不是说一天就能完全解决的。但把已经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纳入到户籍体系中，无疑会对流动人口问题有很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