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巴中市首创的“全域城镇化”模式、山东陵县创立的就地市民化模式和云南华坪创立的高原特色农业和城镇化模式，已开始在昆明、大连、德州等地推广，成为全国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样板。

    许多地方将农民“请进城、请上楼”不同，四川巴中、山东陵县、云南华坪却想方设法将农民留在原地，居村就业，就近城镇化，不仅实现了居村农民市民化，也促进大中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本报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上了解到，由巴中市首创的“全域城镇化”模式、山东陵县创立的就地市民化模式和云南华坪创立的高原特色农业和城镇化模式，已开始在昆明、大连、德州等地推广，成为全国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样板。

    缘由

    巴中集革命老区、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为一体。巴中市副市长何政告诉记者，截至2013年末，巴中全市国土面积1232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31.7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15.34万人，城镇化率为34.77%（全国为53.73%）。

    2013年，巴中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5.94亿元，人均GDP12556元（全国平均为41805元），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9%、46%、35%（全国为10.0%、43.9%、46.1%），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8937元、6137元（全国分别为26955元、8896元） 。

    何政说，巴中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按照2300元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全市仍然有贫困人口47.42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5%。

    “对于人口流向异地，我们作为人口流出区地方政府的作为是有限的。”何政说，如果到2020年达到城镇化率50%的话，农村200万人口需要通过就地城镇化来完成。

    山东陵县位于鲁西北平原，总人口59.3万，其中农业人口48万，占总人口的81%，是传统的农业大县。

    陵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俊昀告诉记者，陵县有着最需追赶的指标：陵县的城镇化率低，仅为41.7%，这一指标德州市为45.2%、山东省为52%；

    有着最尴尬的镇域实力：陵县乡镇实力薄弱，乡镇驻地平均人口仅3000人，这一指标德州市为7000人，山东省为26000人。最强乡镇财政收入情况，陵县为6700万元，德州为11764万元，山东为110147万元。

    有着最需改变的农村经营规模：陵县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户均经营土地规模为8.5亩，仅相当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一指标美国为3000亩，欧盟为300亩，韩国为150亩。发展现代农业，这一指标急需提升。

    “加快推进城镇化，是陵县发展所需，也是农民群众所盼。”马俊昀说。

    据丽江市华坪县高原特色农业和城镇化建设调查组成员李琳琳介绍，云南华坪县多年来“煤炭一枝独秀”，但由煤炭开采遗留下来的地面塌陷、地表水下漏下渗，地表层损坏等问题越来越凸显，导致村民居山难、垦荒穷、喝水愁。华坪的城镇化推进需要探索一条基于现有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发展之路。

    做法

    巴中市采取的是“全域扶贫”接轨“新型城镇化”战略。何政介绍，“全域扶贫”的近期目标是跟上四川省和全国步伐，按时实现全域全面小康；“全域扶贫”的最高境界就是全域城镇化，全市城乡一体化。具体实施的是“三三六六”的就近城镇化路子。

    “三个聚集”：推进有条件的农民向中心村和聚居点适度聚集、产业向规模经营聚集、土地和山林向专业合作组织及龙头企业聚集，建成巴山新居小集镇和美丽乡村景观，逐步实现农民居住条件、就业机会、生产方式、收入水平、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水平“城乡等值化”；

    “三项改革”：推进农村产权、户籍和社会保障三大核心制度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潜力，增添经济社会发展动力；

    “六个统筹”：统筹城乡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城乡市场体制、城乡基础设施、城乡社会事业、城乡管理体制，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变革；

    “六大扶贫工程”：巴山新居、乡村道路、产业扶贫、教育提高、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建设工程，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型、传统农民向现代居民转型。

    “三个聚集是未来‘全域城镇化’的形态，三项改革是动力，六个统筹是路径，六大扶贫工程是抓手。”何政说。

    按照着“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市民化”的发展理念，陵县边临镇采取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带动模式。依靠距离京沪高铁德州东站和德滨高速入口不到5分钟车程，104国道、314省道穿镜而过的区位优势，边临镇承接德州项目东区、镇域各工业园区各项目企业，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家门口找就业机会。

    马俊昀告诉记者，陵县乡镇中心大社区建设开始破题。投资28.75亿元规划建设11个乡镇中心大社区，涉及95个村庄，16853户，涉及人口60356人，安置面积5356亩，腾空土地18125亩。

    与此同时，陵县还同步建设了以五虎庄纺织园区、后王明华光电园区、五李蔬菜园区、薛庄渔业旅游园区为代表的22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产业园区，可有效解决3万社区农民的就业问题。

    与德州“两区同建”和山东陵县人口向社区集中的做法不同，云南省华坪县因地制宜，通过发展以芒果产业为代表的高原特色生态农业，就地、就近提高农民生产和生活水平。

    李琳琳介绍，华坪县按照“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的思路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农村主要是建设以芒果、核桃、花椒、茶叶、中药材为主的高原特色生态产业基地，以此带动农民就业和增加收入。

    效果

    按照规划，未来十年巴中市要对41.39万户农村土坯（危旧）房实施改造，建设农村聚居点2380个，同时完善综合配套基础设施、致富产业、公共服务、基层治理结构。

    在此基础上，规划建设中心村180个（其中新农村综合体20个）、重点镇40个，使到2015年人口聚居度达到40%以上、2020年达到60%以上。同时打造一批彰显地域民俗风格、富有田园乐趣、功能设施配套的农村新型社区和特色产业小镇。

    何政告诉记者，截至2014年2月底，巴中市共建成重点镇16个，中心村38个，聚居点952个，新建巴山新居近9.37万户。新增特色产业基地64.87万亩，累计完成投资近80.71亿元。

    “意想不到的是，‘全域扶贫’接轨‘全域城镇化’成为撬动巴中区域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何政说，2009～2013年，巴中市地区总产值连续5年保持了近13%左右的高速、持续增长；财政总收入从2009年5.4亿元增长到2013年27.35亿元，增长了4.06倍。

统计显示，2011年以来，巴中市全市累计减少贫困人口39.86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9年的3318元，增加到2013年的6137元，4年间增长了84.5%，同时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域内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逐年缩小。

    发展中国论坛联合调研组所做的26户调查家庭的情况显示，户均人口5.85人，户均外出劳动力1.35人，户均承包耕地面积3.81亩，人均纯收入15122元，高出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数据约1.5倍。巴中全市2380个行政村，过去基本上无收益，到2013年，有收益的行政村上升到20%。

    边临镇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地与纺织工业园区并不远，目前进驻园区的恒宇纺织、恒蝶服饰、裕丰油棉等3家建成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已形成年8万纱锭、500台制衣设备的生产规模。到目前为止，这些企业已安置了周边2000左右的农民就业。

    一些地理位置偏远、资源优势[-1.10%]不明显的农村社区往往在城镇化进程中“被边缘化”。陵县宋家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马俊昀介绍，宋家镇先做农村社区建设，再依托居民集中居住的人口集聚优势和数量可观的复垦土地招商引资。海润丰服装加工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投产，运营3个月产值5000万，上交国税100多万，现有工人810多人，基本都是宋家镇本地农民，企业全部建成后总工人数达3000个，将为当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提供大量的机会。

    李琳琳介绍，截止到2013年底，华坪县生态农业产业基地建设面积达到73.2万亩，其中仅芒果种植面积为16万亩，成为云南省芒果种植第一大县，挂果面积约10.6万亩，产量6.78万吨，产值达5.07亿元。

    郭家田柑橘专业合作社在统一柑橘品种、提高柑橘种植的市场竞争力、及时提供市场信息等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社员平均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比5年前翻了10倍。

    评说

    “城镇化显然应该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第三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上，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说，中小城市是最适合农民城镇化的一个城市类型，同时，中西部地区确实应该是就近城镇化的重点区域。

    张红宇说，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城镇化要高度重视现代农业发展。“我在很多地方讲，中国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工业大国，我们用36年时间走了发达国家200年的历史，但是农业现代化，我们没有用36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200年的历史。”张红宇认为，目前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并不同步。

    “居村农民就近城镇化的研究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下一步发展最核心的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李民在峰会上表示，居村农民就近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必由之路，而目前这一条件已经成熟。

    她分析说，一是社会发展已开始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二是就近城镇化也顺应了中国最大农民的心愿。由于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背井离乡，造成了很多家庭分离。

    李民认为，在推进就近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照顾到农民的利益，也一定要走一条渐进式的适度的发展路子，不能去拔高。

    对这一观点，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表示靠赞同。他说，就近城镇化关键问题是怎样能把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够吸引过来，怎么使留在农村的人能够留得住，能够发展、致富。这才是真正造福于农民的城镇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徐小青表示，“就近”和“就地”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就近本质上还是一种转移，如原来在一产就业，现在到二三产业就业；如原来住在村子里，现在到县城或中等城市。

    “就地城镇化是与农村的建设发展紧密连载一起的，在硬件上，住房、通讯、交通等设施跟城里不差，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都城乡一体。”徐小青说，

    民革中央“三农”委员会副主任蔡永飞说，有人把现阶段我国城镇化描述为三种类型：转移城镇化、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从人的城镇化这一角度看，这一描述是符合实际的。

    蔡永飞说，现阶段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进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但即使特大城市、大城市有意愿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不限容纳能力有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后也很难成为扩大消费的力量。“所以，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应当是新型城镇化更好的选择。”蔡永飞认为，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的关键条件是公共服务均等化。

    蔡永飞认为，对于政府来说，它可以做和应该做的，并不是经济建设，而恰恰是推动社会建设、公共服务资源向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区域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