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二五”规划战略重点和突破方向的思考

“十二五”开启之际，预计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规模、开放和发展的阶段特征看，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效益性和可持续性，都是这一期间最为重要的任务。

“十二五”规划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稳速增效均衡发展上，突破的方向是：1）以空间要素集聚和工业现代化并举作为新的发展动力；2）以人为本提高社会分享水平，特别是提高劳动者报酬，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3）以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为契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改变生产和生活模式，保持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平衡；4）以深化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为激励机制，发挥市场基础配置资源的作用，保证机制转型；5）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加强国际合作，主动防范国际经济波动的风险，建立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十二五”以继续纠正结构失衡为主线，努力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发展的失衡，如内外需失衡、消费投资失衡、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关系失调、城乡和区域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失衡现象。非均衡发展本质上是后发国家赶超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但随着经济增长，人均GDP水平步入到中高收入阶段，非均衡增长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必须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目标连续不断地进行牵引、约束才能纠正过来。否则非均衡发展终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停滞徘徊。

“十二五”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经济非均衡赶超的增长模式，进行发展模式转型，奠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

稳速增效

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区间为基准，稳速发展，为经济结构调整留有余地，保持经济增长稳定的同时，将发展的目标转向提高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预计“十一五”期间年均GDP增长速度将达到10%以上，远远高于规划的增长速度，为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十二五”期间GDP增长速度可以降低到7.5%的水平，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

 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且不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表明一定时期内消除了通胀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现实经济运行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高地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各种资源供给的瓶颈制约就会非常严重，经济运行就会绷得很紧，产业结构失衡，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反之，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低地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则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源的严重闲置，引起失业、企业经营困难，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各项社会事业也难以顺利发展。现实经济增长率可在适当的幅度内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既不引起资源的严重制约，也不引起资源的严重闲置，物价总水平也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这一波动幅度可称为潜在经济增长区间，也可称为目标增长区间。我们计算的潜在增长率区间为，年通货膨胀率在0～4%相对的增长率区间为7%~9.5%，经济增长超过10%通常会引起5%以上的通货膨胀。过高的经济增长迫使经济、社会和资源体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难以进行结构调整、和谐社会建设和友好环境的建立，更难以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效益型。要坚持“又好又快”的原则，把好字放在第一位。

 中国在“十二五”的发展阶段还要面临着非常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如国际热钱和资源价格上涨的直接冲击，很容易引发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汇率、资源公共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一方面会减低经济结构的扭曲，但同时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随着成本正常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如果不能增加效率，只能通过价格转移就会引起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等。新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国际形势，总体上看是一个偏向于资产和物价上涨的趋势、格局，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降低到接近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水平7.5%，为价格机制调整和改革留有余地，才能有效地激励企业增加效益，走上循环、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积极提高空间集聚效益和推动工业现代化

新世纪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一直是带动中国经济的两大增长引擎，但也是中国经济粗放发展的动力来源，不顾资源、环境和人口等的约束，从乡镇到县市均积极开展了城市化运动。在不合理的利益驱动下，土地城市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市化，房地产价格上升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城市化过程拉动土地成本、房地产价格、公共福利、基建等成本快速攀升，导致了中国经济成本的上涨，而户籍制度、区域化社保、城市房地产价格过高阻止了人口的城市化，城市集聚效率难以发挥，影响着产业竞争力。土地城市化的超速增长直接打破人、社会与自然的平衡，耕地保护、环境保护和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冲突等问题越来越显得突出。“十一五”针对城市化与环境等问题采取了主体功能区的空间布局规划，取得了初步效果，应继续强化执行。

全球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一国城市化水平与单位资本GDP间高度相关。原因是人口和资源的空间集聚产生了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对于工业化的城市，聚集效应更明显，因为知识和新技术在交流、竞争和传播等方面效率更高，城市运行成本低（因公用设施密集），产出效率高。可以观察到，以东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走的正是大城市圈为特征的、围绕工业化而展开城市化的路子。随着空间要素集聚水平和规模的提高，服务业会被快速推动，使得城市发展的多样性增加，服务业就业和产值占GDP的比重会快速上升。不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其竞争力都受到城市化带来的成本上升的压力，必须获得更大集聚效率才能保持产业竞争力。提高空间集聚水平、密度和规模性是发展服务业和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

在大规模城市化的带动下，我国工业产能急剧扩大，大干快上成为了一个常态，产能过剩、高能耗、高污染问题困扰着中国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中国工业化是典型的高资源投入驱动的工业化。在成为了世界大工厂的同时，工业现代化水平则不高。从工业现代化衡量指标看，我国工业的效率、技术研发投入、信息化水平、国际化水平、企业管理科学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等多指标综合值，与发达国家相比只达到一半。因此，加速中国工业的现代化是“十二五”的另一重要增长动力。在城市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竞争成本正常化，土地、环境成本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水平更是要较快增长，只有工业的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从高效益中消化成本上涨因素，维持我国在全球的产业竞争力。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建立均衡增长机制

后发国家赶超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现代化部门实现经济增长的加速。后发国家都认识到，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增长率要远高于农业部门，因此运用政府动员体制有效地将农业资源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会引起结构转变性的赶超，走上所谓的非均衡加速道路。结构失衡就是源于这种经济规模扩张的过程，但结构失衡会造成很大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而且还会产生很大的增长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并将原有的赶超机制转变为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到中高收入水平后，结构失衡推动的规模增长效率就会快速递减，必须进行战略转型，转到一个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纠正结构失衡的关键就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加强反垄断机制的建立，特别是要缩小行政垄断的范围，逐步调整资源价格，提升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让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让企业能按市场信号进行理性决策，这才能有效地消除结构失衡的配置和利益激励基础，建立起均衡增长的机制。
　　
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
　　
克服结构失衡的另一大根本因素就是变革政府的治理方式，政府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干预和主导，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各级政府单纯追求“快”而获激励的机制。这需要深化财政和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完成，这是“十二五”期间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要变建设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当政府用一种比较规范的方式来行使公权力时，经济主体自会在市场的作用下，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十二五”规划的政府行政变革的核心是强化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将政府的目标转到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上来，提高行政管理能力，积极加大政府自身建设和转型。
　　
建设社会分享机制，提高居民收入

以人为本，建立社会分享机制，提高居民收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投资失衡，内外需求失衡的问题。中国初次分配过程中要素收入系统性低于国际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相当于我们发展时期的20%，低于新兴市场国家15%。中国劳动收入报酬低，直接导致了中国居民消费率低的特征。如果劳动者报酬提升至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则消费率会提高10个百分点；如果能加大企业的分红和保持正利率水平，中国的财富报酬也会提高进而带动消费率提高4个百分点；刺激消费措施和提高社会保障等方法，有可能再提高消费率3个百分点。这样，中国就会扭转消费和投资失衡的状况，扩大内需的方针也才能落到实处。

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的财产收入是“十二五”期间最为重要的以人为本的富民目标，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社会普遍分享的体制，调整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就业，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积极促进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化，为2020年全面小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参与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制定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体系已经融入了全球化中，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全球化步伐有所加快，已经远远不是对外贸易可以概括的，而是全方位的加入和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国家了。要积极开展区域合作，推动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包括金融监管规则、贸易规则、低碳规则等。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给中国参与全球金融货币的治理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使得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有了更大的机遇。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国要有既符合自己发展权益又对世界承担责任的表现。要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应对规则的制定，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自身的利益诉求。通过国际规则的制定激励本国加速转变增长模式，促进节能减排，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提升我国制造业水平，促进我国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复兴中国文化，推进绿色生活模式和生产方式

观念和文化是统领规划实施的关键，复兴中国文化传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观念，积极引领全球和谐文化观，推进中国和谐式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校正当前很多失衡，特别是人与自然不平衡的重要方面。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东方文化和谐观的复兴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