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住在北京南四环附近一个叫宣颐家园的小区。那时候，我们刚刚回国，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小区：这里完全是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有很多小四合院，两层的、一层的，小巧玲珑。每家都有亭子、鱼池、太湖石。院门外有一对石狮子，院门里有镂花的影壁。带飞檐回廊从门口一直通往客厅大门。那时候房价没有这么高，非常便宜，所以，立刻就把房子买下了。可是，走出这个社区后，外面的环境简直一塌糊涂，乱到不能再乱的地步。我们憧憬着，等三五年可能会变好。五年后，那儿通地铁了，小区的房价迅速飚升，从一百多万元升到五、六百万。与此同时，周边开始大拆迁。这里是城乡结合部，拆迁后，附近的农民忽然拿到了大把补偿款。不过，报纸随后刊登的两起杀人案，就出现在这个小区附近。其中一个人拿到大概五、六百万元的拆迁补偿款之后，怕老婆、孩子、甚至父母和妹妹会分钱，就把全家杀了，逃到了海南三亚，成为轰动全国的血案。在地铁站旁边，随着一个叫做朗润园的高楼拔地而起，我们从小区开车出门到路口没有十分钟是出不去的。马路对面的超市里人山人海，想在超市停车场泊车难如上青天。别忘了，还有30多万拆迁人口没搬过来呢，如果他们再搬过来，这地方会怎么样呢？我和老公商量说，这地方没法住了，逃吧。

　　在这时候，凑巧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报道，说许多城市都在上演“空城计”，大造新城，但住户不足，许多小区成了“空城”。城市是怎么形成的？是人为造出来的，还是自然形成的？我想，一个城市的形成是有很深的文化根源的，是人群聚居以后慢慢形成的，决不是人为造出来，人们就会搬进来。这一点本身就违反城市学原理。

　　从央视的报道中，我们得知京津之间有一座京津新城，将要建8000栋别墅，现在已经建了4000栋。房价非常低，都是两层的别墅，每套房子一百多万至一千万不等，入住率不到百分之十。我们特别好奇，就想去看看。来到京津新城，我们看到，这是一座非常辉煌的空城，周围是沼泽地，水系非常丰富。而且这里还是一个农业地区，没有任何工业，空气清新而温润。潮白河的支流被引入社区，河流就从后花园穿过。夏天，河面上有荷花、鱼儿在荷叶间穿梭，还有蓝蜻蜓、绿蜻蜓和红蜻蜓。我特地上网查找，发现蓝蜻蜓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如果清洁度不够，它就会断代。所以，只有水质特别好的地方，或者说环境特别好的地方才会有这样的蜻蜓。于是，我们就搬到了这里。后来，很多朋友到我们家做客，也都很喜欢这里，有十来家亲友陆续搬到了这里。

　　在时间上，尽管从京津新城进入北京，需要在高速路行驶100多公里，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但从北京高速入口处到东四环，往往也需要1个小时。现在，这里的房子全卖出去了，但是住的人非常少，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因为周围没有就业机会，只适宜退休族们颐养天年。我们觉得好像走进了世外桃源。

　　住进京津新城以后，有一件事让我难以释怀。附近农民的土地被征收以后，就在附近给他们建了六层的小楼，每一套房子大概八十多平米，根据每户农民原来的居住面积折算分给他们相应的房子。这里的农民原来住的房子很可能非常破旧，但至少有单独的院落，有猪圈、鸡圈、菜地、果树，可能还有几口大缸存着腌好的菜、发好的酱。现在，他们上楼了，生活方式突然间变了。过去他们用的是自家的井水，现在连喝一口水都要花钱去买，更不用说柴米油盐，青菜萝卜……可是，钱在哪儿呢？有一小部分农民到社区当上了园林工人，可这只是凤毛麟角。还有那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怎么办？都涌进城市去当农民工？我们也不禁要问，城镇化的过程应该这样吗？有没有更好的途径？记得去年春天，我们请附近农民指导我们在院子里种菜下种。有个农民到我家院子后，从前到后走了好几圈。看了半天，他说：“你们家的房子和院子就是我们家原来的苹果园啊，这儿原来是我家的啊。就给了我们一套八十多平米的房子，一亩地给我们几千块钱，就把我们打发了。原来我们种的是自己家的地，现在来给你们种地了。”说真的，他的话让我听得毛骨悚然，让我想起了陈胜吴广。城镇化过程要让农民受益，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会种下可怕的祸根，这绝不该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