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27个世界无烟日。自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至今，中国控烟在地方立法、条约履行、禁烟宣传等方面的工作进展明显。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已经批准实施公约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全国性控烟立法、烟草税率、烟包警示等方面，仍存较大差距。早有规定的“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也遭遇了执行难尴尬。对此，专家呼吁，应提升烟草税率，控制烟民需求、减少烟草消费，而这也是单一控烟手段中最有效的方式。

　　地方禁烟法规频出 全国性控烟立法仍空白

　　今年世界无烟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4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报告》再次将禁烟控烟的话题拉入人们的视野。

　　该报告指出，中国吸烟者超过3亿、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每年有约14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而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50年每年死亡人数将突破300万。面对巨大且有冲击力的数字，人们不禁疑问，中国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开展控烟工作。

　　对于上述问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院教授杨功焕告诉中新网记者：“纵向来看，中国的控烟工作有较大进展，包括研究机构、政府部门、NGO等在内的各界都介入该项工作。其中，地方控烟条例稳步推进，值得一提。”

　　正如杨功焕所言，截至目前，全国已有银川、上海、杭州、广州、天津、哈尔滨、青岛、江苏、兰州、深圳、长春等十余个省市出台了控烟条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地方法规出台后也遭遇了可操作性差、执行难、公众认可度不够等诸多问题。杨功焕表示，各地控烟法规通过之后，法律的执行暴露出很多不足，滋生出一些新的问题，仍需继续探索。

　　事实上，非但地方法规遭遇执行难，2011年卫生部修订后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遇到了“没人理”的尴尬：该细则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时至今日效果不佳。

　　各界长期以来疾声呼吁的全国性控烟立法再次被点题。

　　杨功焕告诉中新网记者，“虽然中国地方控烟立法获得推进，但与已经批准实施公约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控烟工作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中国国家级别的控烟政策，和国际相比有很大差距。”

　　“立法是决定中国控烟效果好与坏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我国全国性控烟立法仍然是空白的。”杨功焕说。

　　烟草业阻挠控烟遭诟病 控烟领导体制须有作为

　　烟草业对控烟的阻挠，也被视为中国控烟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多年来，这一“老问题”饱受舆论诟病。有评论甚至指出，中国控烟工作未达预期效果，烟草业阻挠系主因。

　　2012年，第25个世界无烟日即将主题设定为“烟草业干扰控烟”。该年，由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参与撰写的《揭露并抵制中国烟草业对控烟干扰》报告指出：中国烟草业在“科学策略”上用笼统、含糊的词语来降低和消解人们对烟草严重危害的警惕，阻止“健康警示图形上烟包”政策的执行，利用变相广告、促销和捐助，促进烟草消费，拉拢青少年亲近烟草。

　　如今，两年已过，上述报告指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2014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报告》指出：48.5%的学生至少通过一种渠道看到过烟草广告或促销。烟草广告和促销随处可见，鼓励并吸引青少年吸烟的外部因素广泛存在。

　　烟草业对于烟盒包装印制图形警示的消极态度亦受到广泛批评。专家指出，与国外烟盒上布满老烟枪的黑肺等恐怖图案不同，我国烟草业竭尽全力抵制健康警示图形印上烟盒，一味想通过包装上的广告，加强品牌形象、弱化吸烟风险。

　　烟草业本能性阻挠控烟进程，反映出公共利益和行业利益之间的博弈，也反映在中国控烟领导体制的矛盾之中。

　　2007年，中国成立了由8部委组成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领导小组，其中工信部为组长单位，包括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卫生部等部门。

　　对此，曾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主任的杨功焕表示，“工信部既是主导部门，又管理着国家烟草专卖局，做出的决定难辨是企业决策还是政府决策。”

　　“事实上，中国控烟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仍然是烟草生产部门的上级机关管理控烟工作。中国控烟效果不佳，和控烟领导体制不作为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她说。

　　中国烟草税负水平低 专家吁增税抑制烟草需求

　　面对不乐观的控烟形势，杨功焕告诉中新网记者，只有切实实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倡导的“MPOWER”政策(无烟立法、帮助戒烟、烟包警示、全面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的禁止、提高烟草税)，才能推动控烟进程有效进行。其中，她特别强调了提高烟草税的重要性。

　　“中国烟草税的税率逾40%，但是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60%左右，而且还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国家烟草税税率达到了75%。中国烟草税税率的提高尚有很大空间。”杨功焕说，“经验证明，对烟草加税是最有效、最符合成本收益的控烟措施。”

　　杨功焕指出，中国目前香烟平均单价较便宜，烟民没有受到来自经济上的压力。“烟价提高将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消费行为。”

　　此外，在杨功焕看来，让控烟工作实现良性循环是提高烟草税的另一有利之处。

　　“多收的税收可用于帮助低收入群体戒烟，实施健康服务。当人们对烟草的需求下降之后，我们可以利用这部分税收帮助烟农转产，上述措施能够帮助控烟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她说。

　　杨功焕的建议与本次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提高烟草税，保护下一代”不谋而合。本月2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崔丽也表示，中国政府要采取包括提高烟草税在内的综合性措施，保护青少年免遭烟草烟雾危害。

　　事实上，社会各界对烟草加税的呼吁由来已久，亦有不少人对烟草税与烟价之间能否实现联动存疑。

　　杨功焕表示：“对于烟草，中国是完全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运作。由于非市场机制，烟税提高，烟价却没有上升，不能达到调节消费行为的效果。但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并强调提高消费税。通过消费税调节消费者的不健康行为，这将会是有效的措施。”

　　除增税之外，杨功焕还指出，卫生部门应在戒烟服务上有所作为。“卫生部门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可以将戒烟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控烟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多方合力，从点滴改进，控烟一定能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