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铁延误建立合理约束机制，是好事，但该怎么罚、罚款该用在哪，不能语焉不详，否则，它很可能沦为纸上画饼。

　　“列车延误8分钟以上须向主管部门报告”“地铁大面积滞留最高罚款达200万元”……《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日前面向公众征求意见，里面不少“新规”，引起广泛关注。（5月17日新华社）

　　在地铁延误已非新鲜事的当下，深圳率先对地铁延误拟进行规制，不乏善意初衷：正如深圳市交委所说的，之前的立法内容偏重于地铁设施保护、运营秩序维护，对公众利益保护薄弱，而今拟制定管理办法，则意在扭转这一态势，更注重权责平衡、利益调适，更侧重于保护乘客端的权益。而这，既是对公众诉求的某种回应，也能倒逼地铁管理方对服务品质的提升。尤其是“严重延误”，将罚以50万至200万元，也慰藉人心。

　　但善意设计，也该落脚于执行力。要看到，该办法中，对地铁严重延误处罚还设置了不少前置条件，如擅自停业、歇业，部分站段未经主管部门批准长时间停运，大面积滞留。这也压减了其实际效果。而且，其负责的主要端口，也指向上级部门。

　　尽管说，深圳拟对地铁延误罚款，开了个好头，但实质上，若将观察视角拉到更广，或可发现，与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罚则比起来，深圳的处罚力度并不算重。据悉，香港规定31分钟或以上延误就要罚款，延误的时长不同则对应不同的罚款，每宗事故罚款金额最高为1500万港元；而新加坡去年10月，向两家地铁延误运营商开出的罚单约537万元人民币。

　　更重要的是，香港、新加坡对地铁延误的罚款，都明确了罚款去向，如香港就规定，罚款以票价优惠回馈乘客；而新加坡则把罚款捐给公共交通基金，以帮助困难家庭支付车资。遗憾的是，在深圳的意见稿中，则没有明确规定罚款要补偿乘客。

　　从舆论反响看，有些人就担心，在缺乏密织的监督网的语境下，对地铁延误罚款只是象征性震慑，实质性意义寥寥：毕竟，虑及地铁公司的属性背景，罚款会否沦为“从左边口袋掏进右边口袋”，变成“内循环”，让人存疑。这也亟须对罚款流向有更明确的规定，对罚款有更缜密的监督程序，以保证它不是形同虚设。

　　说到底，对地铁延误建立合理的制衡机制，契合民众期许，但该怎么罚、罚款该用在哪，都不能语焉不详，否则，它很可能沦为纸上画饼，好看不中用。在这方面，不仅是深圳，更多城市都可参照香港、新加坡经验，将地铁延误纳入明细的约束框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