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参考消息》4月27日报道，外媒称，徐波（音）已经在北京的一个建筑队里工作了四年，参与建设了代表中国城市面貌变化的公寓楼和摩天大厦。

　　但被问到他是否计划在首都永久定居下来时，他的回答非常坚决：“我绝对没有任何留在北京的想法—这简直就是疯狂的白日梦。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实在太高。”“不管我能挣多少钱，是每月4000元人民币还是5000元人民币（分别合640美元和800美元），最终我都会回到家乡。”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4月22日报道，徐波或许并不符合西方对于“中产阶层”的认识，但在中国的环境里，他和2.7亿名像他一样的进城务工人员属于一个向上移动的新兴消费者阶层。

　　报道称，作为一个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向城市生活转变的群体，这些城市移民占据了一个中间地带，他们的一边是在中国沿海地区聚集的富有城市居民，另一边是内陆地区的广大农民。

　　报道称，但正如徐波清楚表明的那样，城镇化浪潮虽然使这一群体中的很多人摆脱了农村的贫困，但这股浪潮并非仅仅向着一个方向涌流。

　　过时的政府政策导致很多进城务工人员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基础服务，加之经济增长放缓，并且生活环境愈加拥挤和糟糕，很多进城务工人员都认为他们在大城市的生活只是暂时性的。

　　报道认为，经济增长放缓使得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成为一个在部分程度上可逆的现象。

　　在中国的13.6亿人口中，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占比不到54%，而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平均达到80%，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也有60%。就在1980年，中国还只有不到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按照户口制度，中国政府现在只将35.7%的人口算作真正的城市居民，这些人有资格享受教育、医疗保健等城市福利。

　　这使得进城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很不稳定，并意味着近20%的中国民众只要失业一周或一个月的时间，就可能失去他们刚刚获得不久的充满希望的城市中产地位。

　　另一个阻碍农民工永久迁居城市的因素是，他们不能出售在自己村庄里的农地，因为所有土地最终都归国家所有。这提供了一种终极安全网，如果其他方面都不顺利，农民工总还可以回到家乡，并在土地上种出足够养活自己的食物。但这同时也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了他们的农田和村庄上。

　　上个月，中国政府提出了一项十年计划纲要，将向1亿农业转移人口发放城镇户口，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并引导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就近城镇化。

　　这些宏大计划的部分目的在于，通过在住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网络等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为增速日益放缓的经济提供支撑。

　　但这也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进城务工阶层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分析师郭海燕谈到了农民工是如何变成一个强大的消费群体的。她说：“仅仅五年前，进城务工人员关注的还主要是生活必需品。此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他们优先购买的东西与范围更广的中产阶层很像—他们希望花钱购置住房、汽车以及出门旅游。”

　　因此，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如何让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最终使他们永久地融入城市。

　　报道称，中国领导人预计，他们每年至少需要创造1000万个城市就业机会，以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出现要求政治变革的危险诉求。但这将进一步增大北京等已然不堪重负的城市所面临的压力，在过去的12年中，平均每年迁入北京的人口多达43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