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是北京市对行人闯红灯实施处罚一周年。昨天记者随机在几个路口观察行人过马路是否“红灯停”，发现部分行人依旧习惯“中国式过马路”，仅一个路口16分钟就有近180名行人“闯红灯”。当天，百余位志愿者在朝阳区大望路四个路口举办公益宣传活动，提示人们不要闯红灯(4月8日《新京报》)。

　　行人闯红灯早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很明显的，“中国式过马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法律是冰冷的，如果法律能够做到令行禁止，那么问题早已不是问题了。而一个实际问题是车走得快，人走得慢，在红绿灯设置中，汽车通行的时间大多有两三分钟，而行人通行时间却只有十秒二十秒，要想在规定时间穿过马路，行人很多时候都要小跑才能完成。这也就滋生了行人抱团闯红灯的想法，而抱团更是为了以人数居多来给机动车压力，从而确保自己的安全。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式过马路”其实是机动车与行人争夺道路资源而产生的利益冲突。

　　现实生活中，行人抱怨司机横冲直撞，甚至把斑马线变成死亡线；司机则抱怨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随意行走。从理论上讲，行人与机动车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便能保证道路的畅通，然而现实中各种问题导致交通规则成为空谈。我们很难去分辨机动车与行人孰是孰非，从其根本上说，机动车与行人的利益冲突凸显其实与城市交通管理息息相关。

　　行人过马路本不是什么大事，却能反映出城市对人的关怀程度。行人作为交通规则中的弱者，本需要城市更多的人文关怀。在不符合以人为本的交通规则面前，行人闯红灯的行为虽是不对，但在苛责的背后更需要我们全面的看待问题。

　　从理论上，闯红灯确实是行人的错，然而治理“中国式过马路”的首要问题，恐怕应该放在规则制定的改善上，增加人文关怀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治理“中国式过马路”，我们需要的是精细化的管理。若我们的管理部门在设计交通信号灯时，进行实地调研，根据中国人的行为习惯进行改进，如实地测量行人过马路的忍耐时长，合理设置红绿灯时长等，我相信“中国式过马路”现象一定能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