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财政部网站刊登的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的讲话称，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如果有政策支持和经验总结，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将成为城镇化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可能更多资金来自社会投资，能有效减轻政府债务压力。（3月21日《每日经济新闻》）

　　王保安是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培训班上讲话的，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PPP模式，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PPP模式在我国推广的难点，除了没有法律法规、政府还不够专业之外，更大困境是，目前大多数城市政府的财政都高度依赖土地，“投资靠土地财政，融资靠贷款举债，偿债靠土地担保”，政府没有健康可持续的财力保证，也就导致了政府在PPP模式中的信用缺陷，必然让民资高度警惕。

　　将高达42万亿的投资需求，主要寄托在民资上，显然思路是正确的。一方面，上一次政府4万亿投资的后遗症还没完全消除，如果继续以政府为主投资，就会进一步增大我国经济的系统风险；另一方面，现在民资富余，截至2013年11月末，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高达102.7万亿元，仅个人存款就高达45.2万亿元，而民资投资渠道不畅也是不争的事实。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依靠民资，不仅能实现双赢，还会极大提升我国经济的活力。

　　然而，资本都是趋利的，政府可以不计效益，民资就要盘算能否赚钱。如果不能解决民资的回报问题，无论什么模式，无论怎么提倡和鼓励，可能作用都非常有限。传统依赖土地财政解决城市化资金缺口，结果导致地产和金融泡沫扩大，不仅让城镇化的成本直线上升，而且导致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下降，不仅一些新城成了“鬼城”，而且一些传统城镇也出现了“空心化”危机。这种情况下，民资显然是不愿也不敢积极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国际上是有现成经验的，那就是用土地开发的财务平衡替代土地财政。政府不能想着靠土地拍卖赚钱，政府所征的地，除了解决底线基础建设和解决人的城市化之外，都不能拍卖，而是要用来做保障房，用来扶持实体经济。土地开发的财务平衡避免了“造城、扩城陷阱”，降低了实体经济投资的成本，民资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这样的城市化路径，也就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不可急着人为造城。但是，如果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不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就依然难以改变，所谓的PPP模式也只是融资方式的变化而已，本质上仍是“铺摊子、做煎饼”，民资对所谓充满暴利的房地产都要三思，更不必说其它了，这恰恰就是王保安副部长说很多项目在重复地“交学费”的原因所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将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并称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美国的高科技发展，核心的就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政府必须定好位，不能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场规律。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进程和方向，也必须顺应市场规律。民资本身就是市场要素，要吸引民资积极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更应该尊重和顺应市场规律，而土地财政本身就是导致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