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污不力，提头来见？

    2013年年底，在北京的地方“两会”上，市长王安顺透露，北京已与中央签订责任书，承诺到2017年改善大气质量。他说，中央某领导曾对他开玩笑，称治理不好空气，就“提头来见”。
    有意思的是，如果治理不好空气，就要“提头来见”的话，那些能够治理好空气的地方，又该如何奖励？
    这是一个被普遍忽略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在GDP统计中忽略了很多因素。此前，中国的高速发展，建立在“四大牺牲”之上，即对自然环境、国家资源、社会公平和未来发展的牺牲。首当其冲的，就是环境牺牲。不少地方为了迅速做大GDP，罔顾对当地环境与生态的 破坏。
    在最近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推进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甘肃省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全国五大湖区湖泊水环境治理等被列入政府工作议程，显示中国政府改善环境的决心。
    事实上，转变发展方式、提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同步，无论在政府还是民间，已倡导多时，但从实效看，并不理想。推行新的发展模式，不仅需要观念的改变，更需要制度的保障。

    GDP统计应计入治污成本

    首当其冲的就是改变GDP的统计方法，推出“绿色GDP”的统计模式。
    一直以来，朝野之间，对于中国GDP统计方法的诟病，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的GDP总和，往往大于国家统计局的全国数据。2013年，地方统计数据，超出全国数据2万亿，误差达5%。另一个就是对GDP统计方法的质疑。特别是一些污染严重的地方，靠牺牲环境制造了GDP，同时又把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计入GDP。如果采用“绿色GDP”的计算方法，中国经济总量应比现在少。
    “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简单地讲，应当从现行统计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其中，最应当被计入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是环境污染。
    “绿色GDP”自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推出以来，一直难以落实。究其原因，与中央政府GDP至上的态度有关。在国家层面，对于各地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实际上是默许和放任的。
    但是，中国已崛起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GDP总量仅此于美国；排名第三的日本经济仍在低迷中徘徊，预计与中国的差距将越来越大。说得直白一点，改变GDP的计算方法，不影响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亦不影响国民对于中国复兴的心理预期。同时，蔓延全国的雾霾已经引起了高层的警觉，提高发展质量已经成为从庙堂到民间的共识。
    据北京方面统计，治理PM2.5的投入将高达7600亿元，加上其他费用，估计需要1万亿元。2013年，北京就有5年投入1万亿元治污的计划。而按照北京当下的GDP增速看，未来5年的GDP总量，大约正好为10万亿左右，也就是说治污消耗高达到GDP的10%以上。当下，全国的治污消耗，大约为GDP的2%。
    根据国际经验，为改善环境，环保投资须占当年本国GDP的1.5%到2.5%。而在工业化高峰期，一些发达国家在环保方面曾消耗巨大社会财富，占比一度超过3%。如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4%，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环保投入比重也在3%左右,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为2%。北京的治污投入，固然反映了其积极态度，更体现出污染程度的严重。若将治污当做成本而非产出，则根据新的计算方法，北京GDP将大幅缩水。
    推行“绿色GDP”才有可能改变地方的发展模式。举例来说，在雾霾重重的中国北方，河北省张家口市却保有少见的良好的空气质量。以现行统计方式，张家口的经济总量相对较小。但如果推行“绿色GDP”模式，其他地区的资源消耗被扣除，GDP总量将下降，但张家口的GDP将相对上升。
    这种将治污成本计入GDP统计的方式，对于那些不顾环境、片面追求发展的地方，将成为一种惩罚机制。其短期投机制造的GDP将会缩水，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造城运动”也能得到部分遏制。改变GDP的统计方法，实为大势所趋，而且这种改变应以一种常规惩罚机制确定下来，对于环保努力的地区，则会形成一种激励。

    GDP统计不能忽视区域规划导致的发展权不平等

     “绿色GDP”的统计，还应考虑社会公平因素，除了计入治污投入外，还应考虑到因政府规划导致的地区间的不平等发展权。
     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地理复杂、产业多元，这一点甚至还超过美国。当下中国将全国土地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即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其中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放区域，实则为中国的整体发展做出了牺牲，产业受限，应针对它们建立补偿机制。
    补偿的主要手段，是政府的转移支付。目前，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当高，日本高达50%，而美国达20%。美国的多数西部城市，税收都比东部低。中国在国家层面上的转移支付制度也需要改变。
    比如，南水北调。这个涉及到数亿人口的浩大工程即将完成，但其中仍有很多未竟之事。北京的饮水问题，引发北京和河北的长期纠葛，为了保证北京的水源，河北张家口市的官厅水库区域内，很多产业被禁止。北京的密云水库，上游为河北承德市，当地亦有很多产业被禁止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河北对于北京发展做出的牺牲，而目前，这种牺牲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北京每年补偿河北的水费，少得可怜。这个时候，就需要来自中央层面的协调机制。未来的南水北调工程，牵涉更广，更需要建立国家层面的转移支付制度。
    同样，鄱阳湖作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生态区，对长江水质和华东生态安全十分重要。笔者调研时，曾有江西人表示，江西为了保护下游的江浙和上海的环境，作出了牺牲。同样，青海保护黄河源头三江源，黄河下游的省份，是否应该给予青海财政补贴？这些都需要在中央层面的统筹，不能让地方继续互相扯皮。
    天赋有异，发展同权。那些作出牺牲的地方，理应得到补偿。这不仅事关公平，更关系到地方的发展动力。对部分区域，除了转移支付外，也需要合理的产业扶持。
    造血胜于输血。此前中国对于一些不适宜开发的区域，以及老少边穷区域，实行的是“扶贫”制度，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效果并不明显。一个地方的经济勃兴，核心在于产业振兴。
    以河源为例。河源虽地处中国开放前沿的广东，但由于是广东重要的水源地，因此在发展产业上受到诸多限制。河源近年的发展，奉行反传统发展路径、反经济周期操作、反梯度产业承接的“三反”模式，直接发展新兴产业，将新电子、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作为四大重点产业。而河源能够实现这种发展模式，亦需广东政府的支持。河源承接的高新产业，多来自广州和深圳，尤其是深圳政府，更引导企业往河源投资。
    中国中西部不可能复制东部发展模式，打破传统的产业发展周期，将是未来“受限开发”地区的重要发展模式，而在“禁止开发”区域，发展旅游观光和休闲产业，或许是另一个出路。宁夏打造塞上江南、青海和西藏、新疆发展旅游，是一种可以鼓励的尝试。未来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应重点照顾一些为环境做出牺牲的区域，促进其产业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