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不可否认，近三十年间，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据数据统计，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城镇人口约7.2亿人，该数值也基本达到全球的平均标准。

    不过，按照严格的城镇化率划分，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更具参考意义。据数据统计，当前我国的户籍城镇化水平仅为35.27%，远远低于全球52%的平均水平。需要一提的是，中国土地城镇化的发展速度相当迅猛。十年间，城市面积扩张超过60%。相反，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即人的城镇化却发展得相对缓慢。

　　多年来，部分地方为满足政绩需要，将城镇化扭曲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以近年的资料显示，在一次调查的12个省区中，有12个省会城市要建造新城，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要建造新城，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5个新城新区。于是，在疯狂的造城运动中，大量土地被强征、大量楼房被强拆，大量的农民被迫赶上了高楼。更为普遍的是，因安置补偿的不合理，配合部分地方的野蛮行动，农民基本无处申冤。

　　此外，处于半城镇化阶段的农民基本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即社会保障服务没有得到同步性跟进。根据数据统计，当前外出农民工达到2.5亿人。其中，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城镇户籍，而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放心保）以及工伤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4.3%、16.9%和24%。多年来，户籍、住房、教育、就业等问题时刻困扰着农民工的基本生活。

　　城镇化对地方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实际上，正如上述提及的造城运动一样，大力推进城镇化不仅有利于完成地方的政绩需求，而且还会对地方的财政形成很大的影响。有部分地方指出，当地的城镇化率每提高1%，即可拉动GDP1至1.5%，新增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1亿元。当然，不同地区的拉动效果各不相同。不过，城镇化确实满足了部分地方的发展需求。

　　鉴于部分地方疯狂式的造城运动，造城的资金来源必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配合国家对地方的政绩考核，地方的财政压力长期存在。面对造城所需的庞大资金，地方必须借助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渠道来筹集资金。

　　近年来，在地方债台高筑的背景下，旧债还没有还清，新债就开始形成。随着地方债务偿还高峰期的出现，地方债务的偿还问题便引起了社会的重视。更有甚者担忧，中国或将上演底特律式的破产危机。

　　不过，由于我国在相关的法律中并没有地方破产一说，地方负债破产现象几乎不可能在国内发生。对此，配合国内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相应的监督体系并没有完善，实质上是纵容了地方非理性的造城行为。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潜在的弊病却逐步浮现。而大力发展城镇化作为未来长期性的战略目标，必然会牵涉到巨大的利益链条。那么，中国式的城镇化还有退路吗？

　　纵观新中国城镇化的四大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加速发展期。据媒体统计，1949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仅为10.6%，而1978年该数值依然维持在20%以下。三十五年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从17.9%提升至52.57%，平均每年提高城镇化率达1%。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以缩减城乡间的发展差距，并对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以近期提出的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为例，拟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质上也为未来的城镇化加速推进奠定了基础。除此以外，国家也逐步拓宽住房保障的渠道、强化农民工的医疗、教育等服务，拟进一步减轻农民工身处半城镇化阶段的压力。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敏感时点，而新型城镇化也助推着经济转型的升级。新型城镇化作为未来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发展的进程。可见，中国式的城镇化已经没有退路可言。

　　展望未来，国家应该继续强化“人的城镇化”，进一步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此外，必须遏制部分地方盲目造城的乱象，强化地方的问责机制。当然，城镇化毕竟是一步险棋，也将会深刻影响着中国数十年后的发展。接下来，关键看管理层的智慧和魄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