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新浪转摘了《 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报道，讲山东省长郭树清参加山东政协会议经济界、驻香港澳门组讨论会时与其他委员的互动。这段报道文字很短，照抄如下：

    “一位政协委员则提意见说，在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等清廉制度以后，公务员都不敢应邀出来吃饭、与企业家交流沟通了，这反而加大了很多项目的推动难度。郭树清回应说，为什么不到他办公室谈呢？引起众委员共鸣。”

    是啊，为什么不到办公室谈项目呢？循着这个问题想下去，还真有点意思。

    这位政协委员很可能是个企业界人士，“公务员都不敢应邀出来吃饭”，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但是，郭省长似乎不觉得这位政协委员提出的问题是一个问题——项目是公事，办公室里谈公事，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但是，如果企业主都到官员办公室谈项目，就不会有“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之类的段子了。酒桌上谈项目，是一种普遍现象，段子则是对这种现象的归纳、升华；段子的流行，说明现象已经上升为一种行为方式，一种文化或亚文化。所谓“亚文化”，就是现实中很流行但不宜公开宣扬的事情。一个社会亚文化越是发达，真正的文化就越是萎缩。

    在酒桌上而不是办公室谈项目，区别在哪里？在氛围。“项目”虽是公事，但没有私人感情做润滑剂，公事公办，就很难办通。办公室这个环境，提示着官员的“公家人”身份，这种身份感，是一个无形的限制；但是，在酒桌边一坐，身份就起了微妙的变化：亦公亦私，公中有私；“项目”也不仅仅是项目，还是一个凝聚私人感情的平台，有了私人感情，项目的推进就变得容易了；除了谈项目，还可以附带谈其他东西；官与商之间，就在觥筹交错中结成了利益同盟。到了这个境界，附带的东西就成了谈话主题，项目倒成了附带的东西。这种效果，在办公室里很难取得，因为很多话在办公室里不方便说。所以，当郭省长反问“为什么不到他办公室谈”时，提问的那位政协委员可能会觉得奇怪：到办公室谈项目行吗？报道说，郭省长的问话“引起众委员共鸣”——有那么乐观吗？引起一部分委员的共鸣是可能的，如果能引起所有委员尤其是来自私企的委员的共鸣，就不会有这段对话了。

    “酒桌上谈项目”，属于初级阶段，到会所里谈项目，才是高级阶段。会所里谈项目，更私密，也更亲密。近来，会所整治形成了一个高潮，这对吃喝风不啻是一记重拳，但是，这记重拳能不能把“谈项目”逼回政府大楼的办公室、会议室里去呢？如果不到酒楼、会所里谈，又不愿到办公室里谈，还有什么地方适合“谈项目”？从郭省长和政协委员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贯彻“八项规定”，不是少吃几顿饭那么简单，“八项规定”所面对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亚文化。一种新文化要取代旧文化，不是那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