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站票是否打折，相关讨论已经很久。对于铁路运营方来说，打折的风险当然有，既有安全性的考虑，也有技术上的考量，更重要的是直接的经济利益损失。在铁路票价特别是普通列车的票价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站票的作用更加明显。

　　但是，对乘客来说，拿全票的价钱却只享受了站票的待遇，确实有失公平，属于变相的“亏本买卖”，要求打折也有道理。

　　较之于之前的口水战，一纸诉状将铁路营运方告上法庭，通过司法的渠道来解决问题，显然更进了一步。

　　司法途径搭建了一个利益博弈的平台，削弱了强弱分明的地位差距，让个体能有机会与强势的一方，展开一场权利的角力。

　　为一票价而起诉，已经十分可贵，难得的是法院能够受理和立案，畅通了维权的通道。只有当“打官司”不再复杂而艰难，公众才有勇气“有理到法院说理去”。火车票站票全票是否侵权，不是一个舆论话题而是一个法律命题，理应由法律机关裁决。

　　即便超越事件本身，“状告广深铁路公司”也彰显了个体法律素养的提高，对于建立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从状告环保部不作为，到状告相关部门信息公开不作为，不难发现，采取法律手段维权和表达诉求已经日益常态化和普及化，其行为本身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对于相关权力主体和市场行为也能起到规范和约束作用。

　　一言以蔽之，全价购半票起诉铁路部门，胜负并非问题的全部，能够由此提升公众维权的意识，让法律在其间扮演关键的角色，让相关利益主体方看到公众意识的提升，感受到法律能力提升形成的强大力量，才是最大的收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