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许多人都在抱怨大城市所带来的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等大城市病，联合国（1993）和世界银行（2000）等国际机构也都明确指出特大型城市（mega-cities）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负面作用，指出了发展中国家过度城市化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在中国，每年还是有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特别是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数据显示，每年涌入北京的常住人口就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规模。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是否需要控制城市的规模？不幸的是，这些城市的控制性规划往往都迅速地被现实所超越，人口涌入的规模往往比规划的多许多，这导致许多学者几乎一边倒地鼓吹发展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确，我们面对的是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现实，但是发展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最优选择吗？

　　意大利特伦托大学博士、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刚峰，持续研究中外城市人口规模问题已经逾10年，他提出，中国最佳城市人口规模应该是200万人左右。本报记者与他进行了深入探讨。

　　客观认识城市化人口比例

　　《21世纪》：在有关城市化的研究和讨论中，有很多学者提及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并以其它国家的城市化人口比例来证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

　　张刚峰：我承认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相关性，但是跨国比较却可能误导人的判断，因为各国对城镇及城市化的界定很不相同。

　　2004年，我和好朋友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系终身荣誉教授Jerome Krase讨论了城市化人口的统计标准，他回到美国后给我发来了美国国家人口统计局的标准。美国对都市化人口的定义是超过2500人的聚居地，当然标准里有对人口居住密度的要求，但是另外，它也对在大都市区内的聚居地的人口不做要求。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我国的城市化人口的比例比我们目前的统计要高许多；以美国大都市区的标注来衡量的话，我们整个苏南、上海和浙江沿海地区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都市区，非城市化人口应该是很低的。

　　墨西哥对城市化的定义与美国类似，为2500人。其它很多国家的城市化标准比美国的还要低，比如说加拿大和新西兰对都市化区域的定义是1000人以上的聚居地，法国、以色列、荷兰和捷克等是2000人，而挪威、冰岛、格陵兰甚至是只要有200人以上的聚居地，就可以算都市化了。当然，也有标准比较高的，如奥地利的标准是5000人，葡萄牙和马来西亚是10000人，土耳其是20001人。

　　我国在人口普查时所用的标准是3000人以上的建制镇。因此，如果硬搬其它国家的城镇化人口比例来比较，不仅没有太大的意义，甚至在实践上可能是有害的。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城市化人口的比例更多的只是一个统计数据而已。在发达国家，城乡差别已经很小，你也很难断言居住在乡村的就是没有城市化的人口。事实上，我认识的好多位欧洲的教授，他们就住在乡下，有些是因为住在上辈留下的“祖屋”，有些是将房子买在了乡村。所以他们讨论得更多的是“都市化的生活”，也就是说即便居住在乡村，也能享受与都市一样的生活水准。对于乡村的“都市化生活”，交通、水电气、污水和垃圾的集中化处理、学校、医疗等基础设施是关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信我国的城乡差别也会越来越小，城市化人口的统计也会越来越没有意义。

　　城市最佳人口规模多大

　　《21世纪》：支持城市增大的理论基础是规模经济效益，即人口集聚和某一产业以及相关产业和服务业在某一个城市的集聚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这被称为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益。但为什么中国很多大型城市却出现了交通的拥堵、通勤时间的加长、地租和房租的上涨、环境污染成本的上升等等，导致有效劳动时间的损失和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商务成本增加以及最终人们生活幸福感的降低等多种问题？

　　张刚峰：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倒U形或者说是钟形，也就是说城市的扩张一定存在一个阈值，超过这个阈值，就走向“规模不经济（diseconomy of Scale）”，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是降低而不是升高的。

　　我们的许多学者与官员热衷于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作为某些学者和地方官员心目中标杆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人口规模往往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在美国，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九个，而在欧盟，亦只有十八个，且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是超过1000万的。把所有已经工业化的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加起来，市区人口超过200万的也只有区区的11个，远远少于目前我们中国市区人口已经超过200万的城市的数量。

　　《21世纪》：有理论研究证明多大规模的城市才是最理想的吗？

　　张刚峰：事实上，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美国曾经兴起过关于“最佳城市规模”的讨论和研究，直到今天也还有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在研究这个命题。

　　在最佳城市规模的研究中，最流行的理论模型是亨利·乔治定理。1987年，美国学者卡里诺基于美国82个城市的数据，计算了城市化集聚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现1%的生产要素的增加，其产出增加在裴奥里亚市能达到1.9%，在辛辛那提是1.4%，在肯萨斯城和圣路易斯是1.3%，在波士顿是1.2%，而在当时美国的第四大都市费城，则只有1%，也就是说在费城这种规模的城市，城市化带来的集聚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益完全消失了。卡里诺的研究表明在人口规模十余万的小城市，由集聚带来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最大，但它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急剧下降，在城市规模达到150万以上时就基本上消失了。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日本国立政策研究研究生院大学副校长金本良嗣和日本电力工业中央研究院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大河原徹、筑波大学社会经济计划研究所的铃木努研究了日本城市的都市化人口集聚所带来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发现规模在20万到40万人口之间的城市，其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最高，达到20%。

　　《21世纪》：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邓肯·布莱克和美国布朗大学的弗农·韩德生在1999发表的研究表明城市的集中度（city concentration）与外部规模经济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表明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不应该集中于少数几个中心城市的“超级”发展，而是要更加分散的多个城市的均衡发展，或者说发展起一大批均衡分布的城市群。

　　张刚峰：请注意，他们所说的城市群与目前我国许多学者与官员们用的城市群概念是不一样的。这一研究结果可以很好解释北京周边的京津冀贫困带，表明如果周边的城市不能得到足够的资源而发展起来而北京又不断得到更多资源的话，就没有办法停止北京对周边资源的进一步吞噬，这些城市也将一直难以发展起来。

　　不难得出：如果我们希望利用城市化来提升经济运营效率的话，最好的路径是发展中小城市，而不是大城市，更不应该是人口超过200万的超大型城市（mega-city）；另外，需要更多城市的均衡发展，而不是少数几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超级”发展。

　　城镇化不能简化为农民进城或给户口

　　《21世纪》：不少学者今天还持“城镇化就是农民进城”这样一个非常简单化的观点。

　　张刚峰：事实上，在今天，农民、工人、市民、乡下人等等这样的身份辨析还重要吗？如果说只有住在城市里的人才能算市民，那么那些住在乡村的就一定是农民吗？在前面我已经说过，在发达国家，城乡差别已经很小，很难简单化将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归结为非城市化人口。在笔者曾经学习的意大利特伦托大学，当时的社会学学院的院长曾邀请我到他在山上的家里过新年，他在城市里有一套房子，但是他们一家却主要住在山上的小村里，因为还在小学读书的两个孩子更喜欢住在乡下，有更多玩耍的空间。我另外一位要好的朋友是数学系的教授，经常到他家吃饭，他一家也住在一个离城市二十余公里的小村里。

　　美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郊区化趋势也是城市人口向郊区扩散，因此，简单化的“城镇化就是农民进城”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事实上，在欧洲，绝大多数村镇居民不是农民。事实上，欧美国家越是小城镇，往往越是干净整洁，越适宜居住。

　　《21世纪》：目前，我国有2.2亿迁徙劳动者离乡背井，远走他乡找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乡村荒芜凋敝，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张刚峰：如果我们从创造财富而不是创造GDP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的话，就绝不能将城镇化简单地看做，是将农民弄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是为他们在他们家乡附近创造工作机会。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制造业的未来是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据此我认为新型城镇化最好的模式还是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代提倡过的让农民“洗脚上田”，“离土不离乡”，而不是简单化的“农民进城”，让人口向大城市集聚。随着交通的改善和经济水平的提升（电动车、摩托车、汽车），新型乡村非农民的工作半径很容易达到20，甚至50公里。与城市化就是农民进城这一简单化观点相联系的就是给农民户口，这一观点也与目前在城市打工却没有城市户口的迁徙劳动者的所谓“半拉子城市化”有关。事实上，半拉子城市化与城市化没有关系，而是与社会福利和服务的均等化有关系。当服务均等化之后，户口还是问题吗？还有人想要城市户口吗？

　　《21世纪》：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张翼2010年在全国103个城市调查了106031个农民工的户口转换意向，调查发现，在不涉及到承包地问题时，75%-80%的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而如果需要交回承包地之后才能转换户口时，则90%的农民工不愿意。

　　张刚峰：这说明，户口不是农民们关注的重点。浙江更出现了一种现象——考上大学的学生有非常大的一批人不愿意将其农村户口迁出，变成城市居民户口；甚至还有很多已经成为城镇居民户口的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员工千方百计想将其户口迁回农村，变回农民户口。这背后的原因是随着房价的高企，户口迁回农村意味着可以分到宅基地，对比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别墅价格，农村宅基地变成了非常有吸引力的香饽饽；更何况经济条件好的村集体，还会有资产收益，每年还有分红。

　　可见，对于城市化，户口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工作机会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前，放开户口控制，将会导致大量人口在短期涌入城市，这对各地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将产生巨大的冲击。我想请大家记住，土地是农民最好的社会保障。

　　2001年，当我给浙大学生作关于社会保障方面的讲座时，我对我们的社保将农民排除在外提出了批评，当时现在的浙大副校长罗卫东教授反驳我的观点说：城市居民没有工作是要死人的，而农民没有社保却不会死人。十余年来，他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所以我赞成“撇开户籍，走”常住人口城镇化“之路”。这将减少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风险。

　　理想的城市化图景

　　《21世纪》：那么，你理想中的城镇化是什么样的？

　　张刚峰：我认为对于我国，理想的城市化图景是大力发展地级市和县级市。按照目前地级市人口规模，其市区人口可能达到50万到100万，具有非常完备的文化、娱乐、教育、医疗设施。而县级市人口达到10-20万，具有比较完备的文化、娱乐、教育、医疗设施。这样在每个省都会构成一个由大城市（省会城市或传统上的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地级市）——小城市（县级市）——小城镇等组成的非常均衡发展的城市群。

　　在这样的城市网络里，许多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者可以居住在自己的“祖屋”里，到附近的镇里或县城里工作。2013年1月，笔者开车路过浙江德清县的一个小村，与一对中年夫妇聊了聊。夫妻俩一位在县城的一家企业工作，另一位在该县另外一个镇上的一家企业工作，骑电动车或摩托车单程大约半小时到三刻钟可达工作单位。我认为这才是我国新农村发展的好模式，虽然住在乡村，却过着有尊严和富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