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刊登的几篇读者来信，反映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利益诉求得不到保护和支持的突出问题。

　　看着手头上这么多的来稿来信，再结合平时采访中接触到的一个个生动的事实，类似农民“被上楼”、“被进城”的情况，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视“大手笔”为魄力、以“搞得定”为能力的强势思维，还相当顽固地存在着。因此，在一些地方，新房子盖起来了，新城区建起来了，城镇居民人口增加了，从统计数据上看，城镇化率又提高了若干百分点。但是，如果群众不舒心乐意、不觉得更加幸福，那么，指挥棒、铲车、压路机强势推进下的城镇化，势必造成许多负面效应、掩盖许多长远矛盾。

　　政府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去推动的事业，有时候为什么出力不讨好、群众不买账呢？

　　还是听听他们的意见吧。内蒙古察右中旗的农民虽被迁进城，但生活未进城，城市用水、取暖、吃饭，生活成本样样高过预期，于是各家各户在楼房内烧炉子，出现了“四处冒烟的楼房”；江苏射阳读者说，政府催促农民搞土地流转、进城打工，可是有的农民进城后遭遇下岗，觉得还是在农村种地安稳，他们希望有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浙江桐乡“姑妈”和湖南长沙“舅舅”的心病是，原本稳定可靠的收入渠道掐断了，到了城里后又就业无门，闲得发慌。

　　说到底，就是安居乐业的问题。古今中外，不分民族地域，安居乐业都是一幅和谐的图景。安居，不仅要有地方住，还得住得踏实；乐业，不仅要有稳定的就业，还得有持续可靠的收入。这样，对自己的明天、对子女的未来才有一个亮堂的、美好的预期。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进城农民而言，安居的基础是乐业，乐业的依托是产业。因此，实施城镇化战略，首要的不是盘算“地”的事情，而是琢磨“人”的事情。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时候，将有上亿农村人口转入城镇。分散到各具体的城镇，怎样规划壮大自身的优势产业？怎样保障城镇转入人口的社会福利？怎样完善城镇的服务功能？这些才是决策和施政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经济列车持续高速运行了30多年，现在,片面强调GDP已经没有市场，淡化政府GDP指标考核的呼声越来越高。那么，在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会不会冒出新的考核指标？会不会有各类工程的“跳远竞赛”和城镇化率的“跳高PK”？不能排除这种担忧。

　　“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人民政府的东家，是人民群众；搞城镇化，最大的东家就是进城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持续稳定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跨越了几个大的台阶，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了小康。实施城镇化战略，顺应了广大农民、尤其是新一代农民的新期待，也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惊险一跳”。这一跳，成绩好坏，关键是农民认不认可、高不高兴。每一项政策、每一套规划，都必须面对一个个家庭。一下子让所有人都满意，这不现实，出现个别矛盾也正常。但是，一些地方如果矛盾此起彼伏乃至怨声载道，就应当反思政策实施的时机、力度和效果，反思政策实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是把进城农民的利益考虑充分了？城乡居民生活是不是更美好了？

　　让农民高高兴兴进城，才是好的城镇化。决策者和施策者都要走到群众中去，多征集民意，真心实意做农民进城的帮手，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高高在上，伸出巨大的主观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