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自有农村的生长逻辑，乡村建设应有更多的可能。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地方政府要有宽容的雅量，要给社会以空间，鼓励探索，不一定将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

　　知名学者于建嵘已于昨日前往贵州。此番，他将“不领一分钱工资补助和报销车马费”、“自带干粮”，赴任一个小到“不存在级别”的职位：贵州兴义市则戎乡安章村村长助理。此前，于建嵘曾多次帮助则戎乡进行民族村庄整治，今年，则戎乡招商引资了一个发展项目，决定诚邀其前往该乡安章村挂职。（据《贵州晚报》）。

　　于建嵘是享有盛誉的三农问题专家。这样的知识精英，能够主动“沉”到农村去挂职，也无疑具有了多重解读的可能。可以说，这一行为的价值并不限于“自带干粮”，而是在一个更为宏阔的时空中，自觉不自觉地契合了乡村建设的潮流。

　　早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梁漱溟的“邹平模式”为代表，国内的知识分子就曾掀起过一波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其时，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机构和团体，竟达600个之多。大批学者奔走于泥泞的乡土社会，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实践，以求改变农村、农民、农业的困境。这种脚踏实地的介入方式，同样也激励着其后一代代知识精英到农村去。

　　近年来，温铁军等人在河北定县兴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李昌平在河南信阳郝堂村搞农村金融实验……这些努力尽管很难完全撬动依然坚硬的三农问题，却也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的思路和经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于建嵘的“下沉”，或可视为对这种“力行精神”的赓续。

　　不可讳言，尽管眼下的农村早已不是晏阳初梁漱溟们面对的那个农村，但一些新问题却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城市化之下，农村的人才、资金大量流入城市，空心化趋势日渐加重。农村迫切需要注入智力、资金，以引领发展。

　　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在团体意识、关切公共事务等方面，也缺乏足够的生长空间。这一次，则戎乡能够主动张开怀抱，邀请三农专家进村入户、挂职指导，显示出了积极的姿态。这样的“引智”，显然已经成为政府、社会、农民各方的共同诉求。

　　农村自有农村的生长逻辑，乡村建设应有更多的可能。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地方政府要有宽容的雅量，要给社会以空间，鼓励各种积极的探索，不一定将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事实上，这样既管不过来、也管不好。

　　也因此，于建嵘此番到乡村挂职，只是一个开头，“乡村建设”这篇文章具体将如何展开，既检验学者的坚持，也考验地方政府的宽容，当然，更有赖于相关各方的磨合、认同程度。比如，以则戎乡的招商引资项目而言，如何在当地官员的政绩诉求与外来学者的乡建理念之间找到平衡，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无论如何，学者进村、精英下乡，注定会给我们日渐远去的乡村注入一种力量。而知识人的担当、责任，也在这种“为苍生起，奔走于大地”的践行中得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