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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口口声声同情弱者、厌恶强权，但若小贩们在他家门前篱下设摊叫卖，那他恐怕是绝对不会容忍的。如果此时城管再文明柔性执法、取缔驱赶无力，那他肯定是要告城管一个不作为的

　　城管这支队伍似乎比中国足球更神奇。一方面，它让我们集体高大——无论是谁，都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它嘲讽一番、挖苦再三；另一方面，它又使我们思维简捷——不需深究，在城管与小贩的猫鼠游戏中，值得同情的必是小贩，需要鞭挞的总是城管。

　　如果一个执法部门因为执法动辄遭受道德谴责，那肯定不仅是这个部门有问题，在法律等方面也可能存在问题。法律在多数情况下与道德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但也不排除两者会发生矛盾冲突。同时，法律往往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在市场化和城镇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管理立法亟需进一步处理好一部分人“生存权”与另一部分人“生活权”之间的关系，平衡兼顾各方利益，有效疏导合理诉求。此外，立法还要考虑目的与手段的匹配，在要求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同时，也要赋予其相应的、有效的执法手段，使其在面对日益普遍的暴力和非暴力抗法时，不致陷于两难窘境：要么发明各种各样华而不实的柔性执法方式引发舆论狂欢，要么回归法律强制本性酿成各种事件。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法律的领引。然而，道德是否就没有问题了呢？也未必。中华民族向来重视道德教化，儒家学说更是强调以德治天下。但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礼”，重在巩固皇权、维系等级，无关人人平等，更谈不上法治。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道德观念，很大程度上是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观念，是功利主义色彩比较浓重的道德观念。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转型、社会变革、观念多元、思想激荡，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主流道德观，在许多人的道德尺子和鞭子里，依然闪动着传统道德的影子。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一幅奇怪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是整个社会道德血液不够充沛；另一方面则是各类“道德学家”遍布网上网下。有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动辄挥舞道德的大棒，以泛道德化的方式批评众多社会现象。比如，听说有儿童意外伤亡事故，就大肆抨击社会不公、城市冷漠、制度有罪、管理缺位，却很少问一问家长是否尽到了法定监护义务，有没有遵守计划生育国策。有的对人对己要求迥异，说的做的两种标准。比如，不少人口口声声同情弱者、厌恶强权，但若小贩们在他家门前篱下设摊叫卖，那他恐怕是绝对不会容忍的。如果此时城管再文明柔性执法、取缔驱赶无力，那他肯定是要告城管一个不作为的。很显然，这样的道德氛围无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也难以使执法部门有所进步，只会让我们距离法治社会渐行渐远。

　　只有将法律的天平和道德的尺子都校验准确了，并在此基础上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先从自己做起，讲道德，守规矩，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