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一些关键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上，实际没有进行细致的研究和规划。改革开放以后的近10年中，我们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仍然实行的是限制政策。20世纪90年代，政府才开始认识到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性，但是，仍然怕农民进城后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21世纪以来的10年，农民进城的种种限制才逐步被清理，然而，到现在还是不彻底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给未来积累巨大社会风险的城市化道路。可以这样总结：

(1)人口的户籍没有放开，采取了转移人口临时居住证的制度，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无法正常享受到城市教育、卫生、社保、低保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且在正式单位就业、购置车辆等方面，受到层层限制；

(2)贫民窟不允许存在，而城镇合法房的价格奇高，农民农村中的宅地不能从资产意义上退出变现，城市中劳动力供大于需又使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结果使转移人口进得来而留不下；

(3)在城乡间形成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内形成大规模工作不固定和居无定所的漂移(蚁族)人群，城中村、蜗居、集装箱、鸽笼、胶囊间等低成本居住方式也会大量出现，特别是从农村进城的80后、90后，以及未来的21世纪后，想让他们从城市中回到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可能性越来越小，将会在城市中形成大规模的低收入而生活艰难、有一定文化而无信仰、心理极不平衡的、可导致社会动荡的危险人群；

(4)由于农村青年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老年人不能随同转移，并且一部分农民工中老年后又返回农村，使得农村的老龄化实际上要快于城市，特别是未来20年到30年中，大部分村庄将会成为老年人为主的萧条衰败的地方。

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过去30年这样的一种城市化道路，并不比拉美和印度贫民窟方式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优越。而且，目前的这条中国城市道路如果不进行调整，坚持走下去，结果无疑将会造成诸多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