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研究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会议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发挥调结构、促改革对稳增长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发展后劲和内生动力。要在营造公平开放便利的市场环境上多下功夫，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上多想办法，在加强薄弱环节建设上加大力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释放改革红利，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改革是最大红利，原因就在于能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后劲。通过改革释放红利，需要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内，其“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通胀。当前，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内，我们就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为着力点，努力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上述三项政策措施正是这些思路的具体展开，是具有深刻改革内涵和有利于长远发展的重大举措。

　　为小微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首先，从今年8月1日起，将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这将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享受与个体工商户同样的税收政策，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带来实惠，并直接关系几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进而将产生实实在在的稳增长效应。

　　我们注意到，这项暂免征税的政策措施是对此前相关措施的拓展。2011年，财政部决定修改《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其中，将销售货物的增值税起征点幅度调整为月销售额5000-2万元；在营业税方面，按期纳税的，起征点的幅度提高为月营业额5000-2万元；同时，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财政部当时表示，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要求，为企业减负。但是，上述两个实施细则显示，其适用范围仅限于“个人”，而“个人”明确界定为“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因此，上述两份经过修改的实施细则对单位纳税人均不适用。这次暂免征收的政策措施则扩大适用范围至小微企业。据相关专家估算，新的减税政策全年可为小微企业免除约400万元税款，今年从8月起执行可减免150-180万元。可见，就小微企业的实际获益而言，其覆盖面和政策力度将超过以往。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对暂免征收的政策措施要“抓紧研究相关长效机制”。我认为，这里的“相关长效机制”，就是要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将有关减税免税措施常态化，继续从体制和政策层面为小微企业创造良好环境，以促进它们的健康持续发展，并发挥最大的就业吸纳器的作用。

　　社会资本将成为主要投资主体

　　其次，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按照统筹规划、多元投资、市场运作、政策配套的基本思路，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开放铁路建设市场，优先建设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铁路及相关设施。

　　铁路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是传统的稳增长措施。然而，与以往不同，这次提出的铁路投资，一方面意在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在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多方式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并向地方和社会资本开放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等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这就表明，即便在铁路这一重要投资领域，我们也需要来自民间的投资。由此推论，决策者希望，未来稳增长的投资主体将主要不是政府和国有企业，而是民间的各种社会资本。这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需要，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需要，也充分体现了“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的现实情境。

　　从体制上促进贸易便利化

　　再次，针对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会议还提出了一系列外贸促进政策。其政策思路是，通过制度创新，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一是制定便利通关办法，抓紧出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改革方案，分步在全国口岸实行；二是整顿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收费，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暂免出口商品法定检验费用。减少法检商品种类，原则上工业制成品不再实行出口法检；三是发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扩大保险规模；四是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中小民营企业出口提供融资、通关、退税等服务。创造条件对服务出口实行零税率，逐步扩大服务进口；五是积极扩大商品进口，增加进口贴息资金规模；六是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我们知道，从体制上促进贸易便利化，已是一个时期以来各国政府为提高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措施之一，一旦能够得到落实，效果将十分显著。制定便利通关办法和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是其中最具“含金量”的两条措施。在上述各项措施的细节中，无不透露出减轻企业负担，增加政府服务的政策意图，由此产生的政策效应，无论是对增强发展后劲和内生动力，还是深化政府自身改革与建设，都是非常有益的。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