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违建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这相当于100万套两居室标准住房;在深圳,违法建筑面积占整个城市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一;在北京,从3月底开始的拆违行动中,拆除了近150万平方米违法建筑,这相当于6个鸟巢的面积……
违法建筑面积暴增的背后,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效益驱动,甚至吸引了不少社会资本的参与。不过,北京、广州、兰州等城市近期都开始出重拳打击违建,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护航。
违建成大城市郊区的“心头病”
记者走访发现,在北京市朝阳区城铁北苑站出口,各种违建板房多为餐饮店,卫生状况极差,餐厨垃圾、生活垃圾到处都是。而在西二环笑祖塔院村、海淀区大有庄、四季青桥、丰台区马家堡、小红门等多处城中村,情况也是类似。
根据现有数据,北京市221个低密度居住区(即别墅、豪宅社区)中,有173个存在不同程度的违建,占到了整个社区数量的近80%,而这些小区中,已经锁定的违法建筑合计共有10381栋。
不过,这不是北京独有的现象,违建几乎成国内所有大中城市郊区面临的“硬骨头”。
近日有媒体曝光,在南京浦口区永宁镇联合村内,有一处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超大建筑群为违法建筑。据了解,该建筑群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就规模来说已成为南京市最大违章建筑群。
“说出来你们要吓一跳,广州市违法建筑面积接近1亿平方米。”近日,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危伟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搞建设要补偿的话,广州要付出5000亿元以上的资金。
更严重的是,清拆速度赶不上违建速度。根据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广州清拆违法建98.5万平方米,但新增违建140万平方米。
而在深圳,违法建筑面积更是占到该市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成为城市管理者的“心头病”。
社会资本参与让违建加速
在一些大城市的郊区流行一种说法:种地不如种房。缘何城市郊区农民如此热衷违建?实际上,违章建筑带来的短期效益确实让人“眼红”。
以珠海市南屏镇为例,该镇所在地有2个国家级工业园区,聚集了500多家企业、近4万名打工者。由于生活配套设施的匮乏,月租为三、四百元的小单间在打工者中深受欢迎,结果附近城中村中出现了一幢接一幢占地近100多平米的六、七层楼房。这些楼房至少可分隔出36个单间,以单间月租400元计,一幢楼年租金便超过17万元,不到7年便可全部回本。
危伟汉向媒体坦承,城镇化加快带来的土地增值利益驱动,确实推动了城市违法建筑的滋生和肆孽增长。
此外,社会资本的参与对违法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广州市违法建设新问题层出不穷,合并宅基地证搞小产权房、游资参与投资搞违法建设、借‘三旧改造’名义进行违法建设的问题都很突出。”危伟汉坦承。
各地纷纷出重拳打击违建
违法建筑无疑是新型城镇化的“肉中刺”。记者注意到,包括北京、广州、武汉、南京等多个城市在内的新一轮拆违计划正在重拳出击。
在兰州,《兰州市预防违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以防止城乡建设中超线、超界、超高等违法建设行为,以防止城市因违规建设而“长高增肥”。
在广州,一轮大规模违章建筑查控清拆从年初就已启动。3月1日新修订的《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从法律法规上加强了违法建设的查处力度。
5月30日上午,广州市首次以定向爆破的方式对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金星学校旁近1.5万平米的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共制止违法建设1011宗,总面积23.9万平方米;清拆违法建设2039宗,总面积60多万平方米。”危伟汉说。
在北京,从今年3月起,开始对全市范围内新增加的违建实施立即拆除。截至到上周,海淀、丰台、朝阳等16个区县共拆除了4710处违法建设,累计面积已经超过218万平方米。
更为强硬的手腕是,北京市6月2日下发的《关于查处居住区内违法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北京市16个区县违建房屋将被冻结房屋产权的登记和抵押等手续,直到违建拆除。
据介绍,北京市房山区、大兴区、朝阳区已经开始冻结违建房产,共计63处房屋已无法办理抵押、过户、继承等手续。
专家观点
为何城市出现较多违章建筑?中国科学院北京城市运行与发展中心主任陈锐表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基础性原因是城市治理过程中缺乏长效机制,即“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城市病”。这样一来,制度漏洞致使违章建筑乱像丛生,成为城市发展的治理重点。
陈锐补充,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由于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居住选择、从事职业等方面的差异,原住民和新移民城乡两大社会结构出现冲突和共存现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新一代产业工人、新型农民工以及怀着城市梦想的新移民大量存在,他们未必拥有长期居留权,其居住需求在治理比较薄弱的城乡接合部和城中村得以解决。
“在非理性的利益驱动下,难免出现违章建筑丛生的局面,并且‘屡禁屡建’。”陈锐说。
实际上,违建房甚至“吸引”不少社会资本的进入,使得违建治理更为复杂。陈锐告诉记者,治理违建“商品房”,不是单部门治理就能成功,必须从源头到末端进行全过程控制,需要建立多部门、多区域、多主体联动机制,提高治理质量,避免屡禁不止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