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武汉市法制网公布了《武汉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未婚生育且不能提供对方有效证明的、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生育子女的，都要按以上征收标准的2倍，缴纳社会抚养费。这对社会上俗称的“未婚妈妈”、“小三”来说，生育后都将面临缴纳社会抚养费的问题。

　　计划生育管理，既包括公民生育的权利保障，同时也包括维护社会最起码的公平正义，即在普遍的国策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近年来，“未婚妈妈”、“小三生育”等现象频频发生，相当一部分成为了少数富人生子的手段，而法规的漏洞又常常使得这些行为存在惩处的空白，有效惩治与防范的需要，使得相关方面的立法显得必要且急迫。

　　然而，“未婚妈妈”也好，还是“小三”也罢，首先她们都有生育的权利，是否充当他人生育的“工具”，才是对她们是否实施处罚的关键。比如，“明知他人有配偶”，这个“明知”是什么情况？有的是知道但隐瞒，有的确实是女方被欺骗了等等。而且男女双方一起生孩子，其具体情况很复杂，涉及感情、传统文化等各个领域，有的是主观想生，有的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这样的规定不仅缺少操作性，更缺少了公平性。比如，她们如果真的与富人一起超生了，2倍社会抚养费的成本，事实上比超生的3倍处罚更轻。更重要的是，生育并非女性单方面的行为，很多时候具体的生育，男性充当着主导作用，所以对生育性质的判定，不能撇开男性单独考量。可现实的问题，恰恰就复杂在生育的合法性上。譬如，真正有目的性的，诸如“借腹生子”、超生性质的“同居生育”等等，都需要从法律、法规上厘出清晰的界线。而这些，不仅制定复杂，而且给具体的执法增加了不少的难度与压力。

　　女性充当他人非法目的生育的“工具”，他人自然会躲在背后，这些女性与其她“未婚妈妈”一样，都处于显性的位置。因而，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她们恰恰是最方便管理的对象。正是因为如此，设置“未婚生育”处罚，让“未婚妈妈”去自证清白，显然符合执法者的利益诉求。只是，“未婚生育”处罚条款的设计，更象是“口袋”条款，貌似合理，却显得粗疏，潜在的“有罪推定”不仅使得一些特殊对象普遍的权益受损，也使得真正不良动机的生育行为有了规则的庇护。显然，这样的条款建立在懒政思维的惯性之上，即单纯行政处罚的简单依赖。

　　非婚生育与“小三”更多属于婚姻家庭与道德伦理的范畴，她们对生育秩序所构成的挑战，从计生管理上加以抑制终究只是治标之策，况且罚款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需要从更高层面立法，比如包养入罪、非婚姻性质超生入罪等等，强化约束，从源头上惩治和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