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引起全国对食品安全领域的关注，当地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警惕和“育儿经”的改变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大头娃娃”事件也掀起对阜阳的问责风暴，但相关部门却对有关近年食品监管工作的话题讳莫如深，拒绝记者采访。(5月27日潇湘晨报)

　　十年已过，当年的“大头娃娃”不禁慢慢变成花季少年，但劣质奶粉事件给他们造成的阴影恐怕挥之不去了，因为伴随他们的成长，乃至今后的一生，幼年时期落下的病根和基因组织的变异，可能带来不定时的生理疾病和莫名的顽疾。

　　慢性杀手是危急人类身体健康的头号杀手，劣质奶粉中含有的不合规成分便是其中一员。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十月怀胎的母亲们万万也想不到，价格便宜的劣质奶粉会成为她们身边的隐形杀手。潜伏的杀手，其真面目已被媒体揭露，无良的企业也接受了质检部门的调查，但是日前大陆游客赴港扫货，香港当局不得以下令限购奶粉的新闻又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人们对国产的奶粉不禁纷纷避而远之。为何奶粉质量门历经十年，仍不解?如果说去香港购买国外品牌奶粉，是建立在资金、时间和精力都充裕的基础上，那么如同2003年发生毒奶粉事件的阜阳，这一中国内陆还比较落后的地方，村民孩子的健康谁来保证，弱势群体后代的生命谁来关怀?当公众目光聚焦奶粉质量和品牌问题的同时，弱势的村民族群以及他们的孩子，在生活上的困难、在健康上的担忧，更应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共同关注。

　　阜阳村民购买劣质奶粉不是想当然和无所谓之下的决定，而是家庭捉襟见肘的经济条件所致。便宜无好货的道理谁都明白，一分价钱一分货，劣质奶粉之所以在农村和封闭的地区有着一定的市场，其原因就在于价格的低廉。厂家打出的奶粉称号是山寨知名品牌而来，村民们由于见识面和知识结构的缺陷，就着这些似是而非的牌子和低廉的价格，便掏钱入货。其实，在中国的不少乡镇和山区，仿冒的牌子通常由当地的手工作坊加工制成，然后就地消化或者销往临近地区，这些厂家的利润也颇为可观，毕竟中国的普通百姓还是庞大的消费生力军。所以，跨国企业在中国一二线城市尚能长袖善舞、游刃有余，渠道继续下沉的话，面临的阻碍将会逐步升级，地方保护主义和狭隘的乡土意识可见一般，如果国外厂牌能够铺货进去，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提供政策上的优惠，想必村民可供选择的奶粉牌子就不会是说一或二的冒牌了。

　　近年来，村民外出务工的现象盛行，留守的幼孩童一般是跟随爷爷奶奶们生活，鉴于年龄和文化素养的限制，祖辈们面对这些劣质的奶粉也没法有效鉴别。年轻力壮的外出打工，艰辛和背井离乡的漂泊可想而知，但面对大城市的机会诱惑，他们也不得不为一家老小的生计而奔波。如此一来，留守幼孩童便失去了珍贵和完整的家庭温馨，加之劣质奶粉，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又处在危险的边缘。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政府有必要出台针对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众的保障措施、政策，社会福利也应相应地倾斜，随之而来的户籍和人口流动问题，以及就业和机会均等的民生热点，也需要加以重视并逐步纳入工作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