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总是与脏乱差、改造拆迁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从征地确权、土地流转、拆迁安置到后期开发以及村民的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涉及的城中村改造问题，远比一般人想像得要复杂。理顺其中的一些重要环节，无疑也是较大的挑战。令人欣慰的是，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正以多种模式多点开花，有序推进。在此过程中，地方所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以及积累的成功经验，也值得肯定和鼓励。

　　在广州、深圳等地，由自然村庄演变为城中村的比重更大。就在北京大力推进50个挂账重点村整治项目前不久，广州土地上也发生着深刻巨变。2009年，石牌村、猎德村等城区内的著名城中村被推倒，城中村改造进入深水区。2000年起，广州市早期的城中村改造均实行“一村一策”改造原则。以猎德村为代表的模式将村落全部推倒重来，引入开发商作为改造的中坚力量。但也因为高达数千亿元的改造费用政府难以承担，原住民要求更多补偿的利益诉求不同，一度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后来，逐渐形成以深圳渔民村为代表的村民自筹资金，设立村股份公司自行开发一级土地的模式。将改造整理后的土地资源卖给开发商。村集体收取发放分红，每户每月按人头可得万余元，同时承担公共配套建设的模式。这样，村民不但获得了较多财富，也享受了良好的市政公共设施。

　　城中村原住民拆迁上楼之后成为市民的同时，村里曾经的租户，在基层村集体管辖之外，只能再次分流到其他未改造的城中村。在这一点上，政府应尽到托底责任。据了解，杭州、苏州、昆山等地建设了名为“邻里中心”或“邻里社区”的民工公寓，由政府补贴、企业或个人承租，以低廉的租金定向租给外来务工人员。政府同时引导社会来租房，根据评价给租户打星级，引导出租者自觉把房屋搞好，更适合居住。保障房建设也在全国铺开，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3600万套，2013年计划开工数量不低于500万套。

　　如果说回迁房、公租房、基础设施等的改造是立竿见影的，村民和外来务工者市民化进程中的城市文明改造则更微妙。对于如何加快社会文明进程，比如说上楼村民的生活习惯融入等方面。据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菁菁介绍，日本的农民在农村时已经接受了与城市接轨的教育，一进入城市就能迅速融入。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2.57%，五年来转移农村人口8463万人。国际经验显示，城镇化率从50%向80%发展的过程中，如不合理引导城市发展，经济、配套建设等各方面没有跟上，可能会形成像拉美等部分国家出现的贫民窟聚居现象，形成虚高的城市化。

　　单菁菁评价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总体上是成功的。北京社科院社会学系副所长李伟东持类似观点，在他看来，我国城市周期较短，还未形成以代际传承为标志的贫民窟问题。“他们的参照体系是在家乡的朋友和自己的过去，比过去有进步，跟朋友比不落后，心态很正常，有一个未来光明的预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