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北京在传出租车涨价。从上海这样的东部沿海大城市，到周口这样的中西部小城，很多城市都弥散着出租车涨价的传言，有些城市已经动手涨了价。

　　老百姓没有愿意涨价的。但如果出租车涨价真能缓解打车难，一味地反对恐怕也不合适。笔者曾有过一次肚子疼蹲路边半小时没打到车的经历，那时深深感到，宁可平时嫌贵舍不得打车，也不想真有急事儿时打不到车。

　　从理论上讲，涨价确实有助于缓解出租车供需矛盾。一方面，提升价格必然会抑制部分需求。一部分原本想打车的人可能会选择乘地铁、坐公交。另一方面，只要涨价的收益真能落到司机头上，而不是被出租车公司变相占有的话，那么涨价也可以起到增加供给的作用——“每天一睁眼就欠公司200块钱”的出租车司机，倘若不是觉得挣不到钱，一般是不会有意拒载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单用涨价这一招，缓解打车难的效果估计会极为有限。按照交通管理部门的统计，从数量上讲，出租车供给虽然趋紧，但仍处于平衡区间。老百姓感到打车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堵车时出租车“赚不到钱”，导致越是出行需求集中的时段和路段，出租车司机越不愿意拉活儿。另外，老百姓抱怨打车难的同时，也有司机在抱怨拉不着活儿。笔者随机问了几名司机，都表示每天的空驶时间接近一半。这些都说明现有出租车供给能力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要想有效缓解打车难，就要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而单靠涨价显然无法做到。更何况，涨价还有副作用，即不可避免地会给黑车腾出更大生存空间。

    因此，涨价必须和其他措施相配合。从需求上讲，要继续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涨价只能压抑需求，若想真正减少需求，只有让公共交通更加舒适便捷。从供给上讲，要想办法让现有供给能力得到更大发挥，除了继续大力缓解交通拥堵外，还应适当增加出租车数量，尽快建立电召征信系统，让电话打车更方便、更可靠。

　　涨价每每受到置疑，曾有管理者说“老百姓就是一分钱也不想多花”。事情没那么简单。要想让公众接受涨价，必须加强对出租车公司的监管，否则涨价会显得理亏——消费者会问：出租车司机收入是应该提高，但为什么全由消费者埋单？出租车公司不该有所作为吗？主管部门仅仅在收老百姓的钱上动脑筋，是不是一种懒政？作为特许经营企业，出租车公司无偿占有着公共资源，政府部门难道不是有责任严格监管其服务质量、控制其利润空间吗？备受诟病的“份子钱”为什么不能相应地向下调整，难道触动某些企业的利益真的比触动灵魂还要难吗？

　　从某种角度上讲，缓解打车难，调动出租车公司的积极性甚至更为关键。在这方面，北京市率先行动了起来，提出了公开“份子钱”、建立退出机制等政策措施，希望能尽快得到落实和推广。老百姓不是说不让涨价，但要涨得明白、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