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一些基层政府和开发商绝对主导拆迁过程的情况一去不复返，被拆迁者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得到历史性加强。如今拆迁者与被拆迁者形成讨价还价的谈判格局，而且总体上看，谈判优势继续朝着有利于被拆迁者的方向转移。

　　被拆迁者充分占据了舆论强势。与此同时，“依法拆迁”失去了权威，舆论常将之等同于“强制拆迁”。中国社会围绕拆迁的“终审能力”实际上已经丧失，拆迁成为争夺利益的激烈摩擦过程。这个过程从法治国家的角度看，几乎是无序的。

　　土地和房产价值的火箭式蹿升彻底改变了拆迁的财富意义，拆迁成了一些人的命运转折点。房地产领域的变迁实际在影响很多中国人的人生预期甚至人生观，这导致被拆迁者会把现在的坚持看成人生的一场“决战”。

　　现在搞拆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决心。如果组织或参与拆迁的官方不清醒认识问题的严峻性，而动辄以为可以用警力“吓倒”拒不接受条件的被拆迁者，那他们可就真的错了。

　　中国各地必须谨慎控制拆迁量，城镇化建设切不可搞以往有些城市那样的“推倒重来”。当拆迁量过大，被拆迁者获得“卖方市场”的绝对地位时，土地和旧房屋的征用费轮番上涨无可避免，拆迁户势必不惜代价要求高额补偿。

　　只有拆迁量小于社会预期，被拆迁者之间出现对拆迁的实际“竞争”时，情况才会有缓和的机会。中国的城镇化如果是一个激烈的“强拆”过程，它能否进行得下去，将是令人怀疑的。

　　过去的低价拆迁的确使一些人利益受损，部分农村地区的野蛮拆迁尤其令人气愤。在拆迁形势大体颠倒过来之后，一些拆迁户漫天要价已经超出维权的范畴，并对公共利益造成间接侵害。

　　舆论对被拆迁者的一边倒支持已在发生改变，并将继续变化。政府方面在这种时候需要加强与社会舆论的沟通，使舆论的理性对拆迁户发生作用。政府严格守法、避免使用暴力尤其必须做到，实在拆不动的宁肯不拆，宁肯改道。

　　在法律一时缺少权威的情况下，政府应创新围绕拆迁的社会和解方式和渠道。这已是中国城镇化大潮中的一项当务之急。

　　拆迁像是中国现阶段的“无解难题”。它引发、堆积了太多的社会矛盾和情绪。中国已从“最容易拆迁”的国家差不多变成了“最难拆迁”的国家。动棍子动刀、甚至自焚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国的很可能最多。

　　需要把这个“无解难题”变成有解，最终走向法制化。这是中国城镇化的关键性社会软建设，而且这一跨越的意义将远远超过拆迁问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