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同样是个春天，十年前发生了SARS，十年后禽流感H7N9病毒来袭，感染病例仍在增加，死亡病例也在增加。全国合力围剿的同时，公众仍不免关切疫情披露应对信息的透明化，这十年里，我们究竟改变了什么？

 

    相比过去，信息透明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也有隐瞒的，现在的规章制度，不利于报告疫情。

 

    “你是曾光吗？”

 

    “是。”

 

    “你还没死啊？”电话那头，一位年轻的“艾滋病恐惧症”（简称恐艾症）患者情绪激昂。

 

    自从4年前发布恐艾症的调查结果后，来自患者的攻击已经成了曾光生活的一部分——有人将他的手机公布到互联网上；深夜，谩骂的短信不时来袭。作为年过六旬的老者，他安之若素，“公共卫生学家应该有视野和胸怀”。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十年前，2003年4月28日，他走进中南海，成为第一位在政治局讲课的公共卫生专家。

 

    十年间，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发生重大变革。“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向过去的老体制说再见。”曾光的研究兴趣随之转向公共卫生。他将自己定位为公共卫生专家，尽管顶着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的头衔。

 

    现在，67岁的曾光和他所在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中国疾控中心）开始接受另一项来自公共卫生领域的挑战——H7N9。

 

    “第一时间，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就被倾听到”

 

    南方周末：当一种新的流行病发生后，SARS带给我们的应对经验有哪些？

 

    曾光：首先的经验就是对疾病的流行特征作描述。比如，病的本性、本质是什么？通过什么方式传播？潜伏期、传染期多长？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最容易传播？什么时候可以传播人？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搞清病原体，作为流行病学专家，我觉得回答以上问题更重要。

 

    南方周末：2003年3月，卫生部曾在广东设了三个调查组，您是流行病学组长，钟南山是临床治疗组组长，梁国栋是病原组组长。据说当时广东和北京在处理SARS的意见上有些不一致？

 

    曾光：确实有些不一致。但在我们组内，没有争议，分歧主要是发生在病原组。认识病原并不容易，都有盲目性。中国疾控中心犯错你们知道（2003年2月18日，中国疾控中心宣布从病人尸检标本中找到了衣原体，后被证实病原是冠状病毒），广东方面受的影响则是禽流感。

 

    当时基本判断是，不像衣原体，不像细菌。可病毒实验香港大学在介入，最先他们认为是禽流感，所以广东专家也受了影响。当时，在我们组的302医院的庄英杰教授，强烈反对是禽流感。这两个病，我都不赞成。

 

    病原学的研究，必须是三家合作：一流的病原学专家；一流的流行病学专家；一流的临床专家。研究结果不能由病原学专家说了算，但SARS初期的病原学研究得出的两个结论（病毒来自衣原体和禽流感），均过多依赖病原学家的判断。

 

    后来，我们发现，实验室的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研究也不一致，出现过很多类似情况，最后都证明，流行病学是正确的。科学研究允许探索，允许出现曲折。只是，SARS发生后得出病原体的结论，由于缺乏训练，缺乏探讨机制，一开始就走弯路。不是说我们的专家不够优秀，而是没有整合好。

 

    南方周末：那我们现在会怎么处理？

 

   曾光：举个例子，2009年5月10日，卫生部公布了国内首例甲型H1N1的疑似病例。但是在公布的当晚，我们连夜将标本运到北京。而且我要求，至少两家实验室平行检测。而第一时间，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就被倾听到了。

 

    “（疫情）最后公布的权力不一定在卫生部”

 

    南方周末：您如何评价十年前SARS疫情中的政府信息公布？

 

    曾光：当时，孟学农（时任北京市长）和我见过一面，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但2003年4月20日后，这些人就下去了。历史就是这样，不是说他们无能，不想听专家的意见，没有作为。真实的疫情到底如何，他也弄不清楚。在我们进入北京市之后，发现计算机里就没有疫情记录。

 

    公共卫生体制几十年的问题，非一日之寒，有些人是替国家受过。但2003年4月20日，这一招起到了扭转战局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和过去的公共卫生体制告别了，告别了疫情内紧外松和不透明。

 

    南方周末：SARS之后，疫情倒逼政府信息公开加速立法。您在不同的场合，高度评价过2009年的甲流应对。作为专家组成员，疫情公布这个决策是如何出台的呢？

 

    曾光：公布的第一例病例，并非卫生部长决定的，具体是李克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拍板。2009年5月10日，我要求，今天就公布。卫生部长采纳了我的意见，本来说第二天公布。当时的特殊情况是，汶川大地震快一周年了，各国记者都在成都。如果第二天公布，一晚上生出多少谣言。早一步，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虽然当时是疑似病例，但即使错了，我们坦坦荡荡的承认，又怕什么呢？

 

    当天公布这个态度表明，甲流和SARS不一样了，我们的态度是非常公开的，疑似病例都敢公布。

 

    南方周末：在疫情发布方面，这十年最大的变化在哪里呢？公布疫情的阻力又在哪里？

 

    曾光：在卫生系统内部，隐瞒疫情就像老鼠过街似的，这是最大的变化。比如说，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时，卫生部就想公开疫情。但地方政府反对，或者说某些经济职能部门反对。表面上，卫生部可以公布疫情，但卫生部必须请示。中央是否公布疫情，得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作祟？

 

    曾光：相比过去，信息透明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也有隐瞒的，现在的规章制度，不利于报告疫情。某些地方政府制定控制指标，要求将传染病控制在多少个百分比以内，下降不了的最好办法便是少报告，这样做的目的常常是为了达标，或者为了申报卫生城市，并非卫生系统主动要求这么做的。

 

    此外，其他的一些利益部门也有顾虑。疫情报告后，会对当地的支柱产业产生影响；比如一个城市离旅游点非常近，他就不愿意你报告；有些养禽大省，不愿听到禽流感。

 

    我觉得，卫生系统，尤其是卫生部，是公开的。但有时候，最后公布的权力不一定在卫生部。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执行，这是两张皮。

 

    “宁愿工资不翻番，也不希望PM2.5翻番”

 

    南方周末：除了在透明度上，还有哪些我们看不见的变化？

 

    曾光：SARS之前，公共卫生很不受重视，国内很多疾控中心还没建立，卫生防疫站最大的事情是如何养活自己，怎么样在市场经济中挣到钱，关注点就不是做现场调查和训练。

 

    SARS之后，可以说是拨乱反正。以前，城乡二元化享受的公共利益服务一样吗？不一样。城市流动人口和城市常住人口享受的公共卫生服务一样吗？不一样。SARS以后，发生很深刻的变化，虽然做得不是尽善尽美，但大方向朝“公有、公益、公平”发展。

 

    南方周末：卫生部和计生委合并后，对疾控系统有没有影响？

 

    曾光：李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上任后，第一站就是到我们这里。她明确指出，在整合的过程中，某些部门混乱些，但你们不变。意思是出现公共卫生事件，必须全力应对。

 

    我们在和她的座谈会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外面对中国疾控中心期望值很高，但在北京市公共卫生单位里，中国疾控中心的员工待遇最低，人心不稳。很多人不在国家疾控中心干，跑到朝阳区疾控中心，那里收入高，也在城里，便于照顾孩子。很多地方疾控中心上设备，我们这边却添置不起。

 

    南方周末：最后，假如现在再给您一次到中南海讲课的机会，您的主题会是什么？

 

    曾光：现在去讲的话，我会以雾霾开头。第四代领导人，接的是SARS的班，因为第三代领导人没来得及处理。第五代领导人接的是雾霾的班。这说明公共卫生问题，在传染病方面受到重视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冒出来，雾霾就是典型的公共卫生问题，治理起来要比传染病难得多。我已经给北京市政府先后提了三个建议，其中一个即是研究雾霾对人民健康造成哪些影响。我不希望，到2020年，收入翻一番，PM2.5也翻一番。我宁愿工资不翻番，也不希望PM2.5翻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