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是这几年逐渐甚嚣尘上的一个观点。如果仅是不熟悉全盘数据的个别学者说说也就罢了，可是有关部门领导也出来批评，这就有点令人惊讶了。

　　土地城市化稍快于人口城市化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在城镇人均居住面积持续提高的状况下，只要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增速，加上城镇人口增速，低于城镇建设用地增速，即可大致视为正常。当然，人均居住面积增长过快或许会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城镇建设用地使用也存在较多问题，但就中国现状而言，城镇居住面积增长适当快一点，总体而言并非坏事。

　　据有关部门某位领导说，2000年至2010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83.41%，城镇人口仅增长45.12%。纯从数据看，确实令人忧虑。然而按上文深入思考，就会觉得城市建设用地增长，与城市人口增长之间，这38.29个百分点的缺口，还是有相当合理性的。

　　近10余年来，城镇居住状况有了极大改善，城镇建设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00年，全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0.2平方米，2010年达到32.6平方米，扩大了61.2%。也就是说，哪怕城镇人口不增长，仅是城镇人均住宅面积及其配套用地增加的需要，全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也应有相当的增加。

　　这样再加上这10年全国城镇人口增加45.12%的因素，用一个简单方法计算就可以得出结论，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应增加106.35%。这就是说，这1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不是多增加了，而是比应增加数少增加了22.9个百分点。换言之，这几年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水平是有一定提高的。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当前全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2.6平方米的合理性。根据日本统计年鉴，日本1983年人均住宅使用面积27.8平方米，按1.3系数换算成建筑面积为36.1平方米，稍高于中国，而当时日本发展水平与中国现在相差不大。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存在着空置房、豪宅、人均居住面积差距等因素，尽管问题较多，不过应该是9个手指头和1个手指头关系的问题。因此总体而言，以日本经验分析，当前中国城镇居住水平，大致与发展阶段相适应。

　　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看到，中国的城市是在建设水平很低状况下起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年轻人连谈恋爱的空间都没有，到了晚上，外滩堤防墙边都是一对对恋人，被戏称为上海一景。近两个多月在温州、衢州调研，目睹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仍与我们家二十多年前毫无二致，简陋狭小，阴暗潮湿，甚至散发着异味。

　　其实这几年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占区域面积比重并不高。据省住建厅数据，2011年，浙江省城市建成区面积为2757平方公里，比2003年增加1237平方公里，仅占浙江国土面积1.2%，平原面积5.2%。就是这些用地，令城乡面貌巨变，生活品质明显提高。

　　对于有关部门来说，当前有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加快让农民工在城里住下来，加快引入市场机制，加快形成城乡联动互补的建设用地增减机制，加快增强建设用地总量增长的内在制约机制。然而，长期来外出农民工不仅没有将宅基地退居返耕，反而在农村占用更多的宅基地盖更大的住宅，城乡建设用地二元分割越演越烈。当前批评土地城市化过快虽然简单痛快，但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至于用行政手段建立“用地极限”，听起来很美好，其实未必。这其实是计划经济思路的产物，更何况有自废武功之嫌。市场经济内在地就有“用地极限”机制，十多年前我在日本静冈闹市区里也看到过水稻田。当前中国人口增长正在放慢，城市化本身也有极限，只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农民权利，加快增强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建设用地是不可能无限制地较快增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