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城市化讨论较多,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也是热点之一。这是好事,把城市化问题讨论清楚了再行动,可以减少今后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的代价。因为城市化不仅会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也会带来各种社会和环境问题。
推进城市化,要把提高城市化质量作为首要目标
说到推进城市化,过去往往是提出一个城市化率的目标。但十八大修改了十七大“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的目标,提出的目标是提高城镇化质量。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中央认为、全党认为,中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城市化率不高,不是城市化速度不快,而是质量不高。从宏观层面看,城市化质量不高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人口。1.63亿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没有享受或没有完整享受城市居民应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以及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市民权利。
二是布局。布局的混乱主要表现在,许多城市不顾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物理极限,盲目扩张城市功能、做大城市规模,增大经济总量,使全国大跨度调水、输电、输气、治污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水及其带来的问题尤为严重,不得不靠超采地下水维系正常生产生活的城市越来越多,由于地下水超采造成的地面沉降面积越来越大。
三是形态。越来越多的城市形成环绕城区扩大城市面积的城市形态,这种“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直接带来或加剧了交通拥堵、房价过高、污染严重等“城市病”。城市化率刚刚50%多一点,但很多城市己经患上“城市病”,而且病得不轻。
所以,推进城市化,要把思想统一到十八大的要求上来,把推进城市化的立足点放在解决上述问题上,不要仅仅是为了占地赚钱,为了房地产景气,为了拉动投资,为了增长速度的提升去推进城市化。
推进城市化,要走符合规律的城市化道路
推进城市化,到底要发展哪类城市,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也有很多争论。有的更多从国情考虑,建议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更多从国际经验出发,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
城市化在中国被称为“城镇化”,当时更多带有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三农”范畴内的一件事,所以,把小城镇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要求重点发展小城镇。这一方针提出己经13年,现实情形是,市场规律没有如当初的决策之意去重点发展小城镇,市场是找资源配置效率高的地方,而不管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农民工是跟着就业岗位走,不是按照城镇化的方针走,不是跟着政策走,你让他去小城镇,他却去了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大城市群。地方政府也没有真正去建设小城镇,因为小城镇的土地不会卖出更多的土地财政来。
推进城市化,不要硬性规定重点发展哪一类城市或者小城镇,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特别是要按照生态文明的理念,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在那些山势险峻、沟谷深切、岩层软弱、空气稀薄、淡水紧缺、灾害频发等生态脆弱的地区,不要硬要推进城市化,不要硬要发展小城镇,硬要建设城市新区。这样做,迟早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推进城市化,要把工作重点放在体制机制建设上
推进城市化,政府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抓手,不是规划出多少个城市群、划定多少个重点镇、开辟多少个城市新区、建设多少个新产业园区。城市化中出现质量不高的问题,与其说是城市化问题,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的体制问题。推进城市化,政府要做的其实就是4个字,破旧立新。
一是破旧体制。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标志,但根源又不在户籍制度本身的计划经济留下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及以行政区为界、碎片化的公共服务体制、财税体制等。
二是建新体制。建立能够促进城市化按其自身规律健康发展的体制,包括市场配置资源、土地制度、财税体制、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
推进城市化,要选准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中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面对1.63亿外出打工的庞大群体,以及30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做不行、做急了也不行,用什么样的思路去解决,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有的主张通过拉平农民工与市民公共服务差距的办法,一条线一条线地解决教育、社保、保障房等,待城乡之间大坝两边的水即公共服务一般高的时候,破除户籍就可以水到渠成了,城乡就一体化了。但这一路径是值得讨论的。
比如,拿保障房来说,目前房价高,最需要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地区,往往是开发强度高,己经没有多少开发余地的地区。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高、外地人口多,保障性住房需求量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需求量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建设空间。但若继续无限制地占地建房、建设基础设施,按照过去的速度增加开发面积,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绿色生态空间要变成水泥板,意味着吸附颗粒物、提供清新空气、涵养水源的生态空间越来越少。一块多达3000平方公里的水泥板,空气质量怎能好呢。所以,要统筹考虑一个地区的经济、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实现三者的空间均衡,用空间均衡的思路,考虑这类地区城市化质量提高和外地人口市民化的问题。
推进城市化,要改变以行政区为界画地为牢的方式
这与前一个问题有关,解决房价高、保障性住房需求量大的地区的城市化难题,必须改变以行政区为界、画地为牢地推进城市化的方式,其中之一是研究改变土地指标分配的方式。
现在土地指标是按照行政区分配的。土地能卖钱,给土地指标,就相当于给了一部分钱,土地是第二财政。所以,657座城市,2856座县城、1.7万个建制镇都强烈反映缺地、缺用地指标。各个城市和小城镇在分配给本地区的建设用地上规划建设城市新城、产业园区。结果是,到处都是房地产项目、产业园区,但每一个小的城市新建片区、产业园区的功能都不完备,没有集聚效应,没有人气,因为过于分散,达不到入门人口规模。布局是混乱无序的,到处都有工厂、住宅小区,到处都要建设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到处都要拉电网、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但尴尬的局面是,越来越多的地方,老百姓不让建了,环境群体事件越来越多了。
在城市化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阶段,应该像提高工业化质量一样,实行“上大压小”。“上大”,就是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城市群地区,打破行政区界限,选择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好的中小城市,通过集中使用土地资源,形成有吸引力的新城市,使之与原来的特大城市等组成空间形态紧密相连、城市功能互为补充的城市群,形成紧凑型、集约型的城市化模式。“压小”,也不是让中小城市衰败,就是改变每个级别的行政区都在自己的辖区、在自己的圈圈里扩大城镇面积的推进城市化方式,减少过于分散化的规模小、功能不可能健全的城市化扩张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