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光明日报》2013年2月18日载刘士林教授的《中国式城市化》（以下简称刘文），颇受启发。但是，刘文认为“欧美模式是现代城市化的主流”，是个“正常的孩子”，拉美式城市化“模式很失败”，是个“早产的孩子”，而“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未来”，是个“早熟儿”，对这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本文试从“是什么”、“怎么样”和“怎么办”三个层面，解读中国式的城市化，并对刘文上述观点提出商榷，以就教于刘士林教授及学界同仁。
中国式城市化的现状：是什么？
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客观描述、概括和总结，是正确认识中国式城市化的客观基础和历史出发点。
首先，从人口的城市化来看，2012年52.6%的城市化率（国家统计口径称城镇化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城市化的现状。虽然已经进城的2.6亿农民工尚未真正取得同等的市民待遇，但他们毕竟已生活、居住、劳动在城市，无论是政府、学术界，还是普通市民，都已不能再无视他们的存在和诉求。
从空间城市化来看，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近670座建制市，近2万个建制镇已矗立在中华大地，它们成为未来中国式城市化发展的载体和城市引力场的引力中心。大城市规模还会继续扩大，大城市数量还要继续增加，许多小城镇要发展成为中小城市，许多中小城市要发展成为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这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基本大趋势。
从国家战略层面分析，城镇化已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2001年出台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城镇化发展规划》，2012年中共十八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2013年上半年有望重新出台《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
中国式城市化的问题：怎么样？
那么，上述中国式城市化进程是否正常，是否令人满意？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式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政策导向和顶层设计，而不同利益集团，如农民工和市民、开发商与居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学者，答案显然不同。但是，只要以科学的精神和公正无私的态度，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民生为导向来研究中国式城市化，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式城市化成绩很大、问题不少，总体上评价，是存在扭曲和滞后之处。
说它是扭曲的，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人口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大量乡村人口进城为城市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却没有实现真正的市民化，更没有分享到与其巨大贡献相一致的城市化收益。
说它是滞后的，是因为就中国在18世纪所具备的城市化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而言，它至少应和欧洲的城市化发展同步。但因种种原因，中国式城市化脱离了世界城市化的正常轨道，直到今天，还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
无论从哪个阶层的立场，都不能说中国式城市化优于拉美城市化，更不可如刘文所言：“中国式城市化从一开始就考虑得比较仔细，顾忌的层次和关系繁多，因而我们民族构建的中国式城市化模式，理应是人类城市化所有可能的道路中最好的那一条”，至少已经走过的中国式城市化之路并非如此。至于刘文说“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未来”，不免有夜郎自大之嫌。
中国式城市化的未来：怎么办？
作为一种理想模式或顶层设计的中国式城市化，其中包括总体目标、实施步骤、政策措施等等。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怎么办？”。从指导思想上看，中国式城市化的政策导向和顶层设计，必须体现人民大众的意志、愿望、权力和利益，这是不再继续受刘文所说“煎熬”的必要前提。
根据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借鉴国外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针对当前中国城市化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今后中国式城市化的主要任务不是再一味扩大城市的空间，而是要着眼于农民工进城落户、迁徙人口在城市定居，即人口的市民化，其中首先是已经进城的2.6亿农民工市民化。
为此，笔者认为，必须根据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逐步缩小行政性征地的范围，在符合法律和城乡统筹规划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允许农村集体宅基地的使用权自由转让、抵押和出租，和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让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同时加快农村家庭承包地流转，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政府还应采取如下一系列配套政策：其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和完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各项政策法规；其二，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消除进城务工农民的失业和医疗的后顾之忧；其三，统计和公布涵盖城乡的真实失业率，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制度；其四，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其五，提供大量廉价自住房，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基本住房保障；其六，建立有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政绩考核制度；其七，考虑建立国家城市发展委员会。
如何理性评价欧美、拉美城市化模式
刘文把欧美式城市化比作“正常的儿子”，把拉美式城市化比作“早产的儿子”，而把中国式城市化相应比作“早熟儿童”。这些比喻形象生动，但并不准确。笔者认为：欧美式的城市化并不正常，拉美式的城市化亦非早产，中国式城市化则难产晚熟。
首先，刘文认为，“欧美模式是现代城市化的主流”，欧美城市化模式是个“正常的孩子”，“具有自然发育成熟的特点”。事实上，这个所谓“正常的孩子”，是一个被各种激素催生而成的畸形早熟儿。不可否认，作为一种国别或区域性城市化模式，它有一定可借鉴之处。但是，城市化是一个全球化趋势，而不是一种国别现象，在某国看来似乎“具有自然发育成长的特点”，并不一定就“是现代城市化的主要代表”，尤其不能看作“是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流”。
欧美城市化之所以取得那么“辉煌骄人的业绩”，并非完全如刘文借用城市社会学家之口所言，“欧美在进行城市化时，本国人口相当稀少，经济增长足以维持全部人口的生活水平”。坦率地说，即便是具有严重欧美中心主义的欧美史学界，也没有勇气得出这样的结论。著名欧洲史权威作者德尼兹·加亚尔等在其名著《欧洲史》中明确指出：“欧洲的殖民地扩张给非洲、亚洲、澳洲人民带来悲惨的后果，他们往往受到无情的剥削，他们的资源受到无情的榨取。”被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的考证和分析专家安格斯·泰迪森在其代表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指出：“西方国家发达的过程离不开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武力侵犯。美洲的欧洲殖民化意味着对土著居民的灭绝、边缘化和征服。欧洲与非洲三个世纪的接触在奴隶贸易上。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欧洲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屡屡战争目的在于建立或维持殖民统治或贸易特权。另外，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伴随着一系列掠夺性战争和损人利己政策。”
进一步说，由于欧美式城市化这个早熟畸形儿不正常的行为示范对整个世界城市化进程的误导，全球性资源严重短缺、生态严重恶化、环境严重污染、人口严重危机、就业严重困难、贫富差距严重拉大……甚至刘文也认为，拉美走欧美城市化之路掉进“陷阱”，中国走欧美城市化之路面临“阴影”，笔者认为，印度也走不通欧美城市化之路，非洲更走不成。当前，欧洲已掉入“福利陷阱”，陷入欧债危机，美国在尚未走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同时又掉入“财政悬崖”……欧美城市化之路业已失去了可持续性。
其次，刘文认为拉美式城市化是“早产的孩子”，并称“这个模式很失败”，这是有失公允和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刘文是以欧美已完成的城市化标准来衡量拉美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这二者间并没有可比性。撇开欧美标准不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地区，拉美式城市化发展与非洲、亚洲（不包括日本，主要指中国大陆和印度）的城市化模式相比，既非“很失败”，也非“陷阱”，而是一个像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一样会存在某些问题的城市化过程必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欧美式城市化过程中也普遍存在过，它们存在的城市病在当时并不比拉美当今的城市病轻，而拉美式城市化中的城市病与当今的非洲、印度和中国相比并不显得更重。实际情况是，当今拉美地区城市化率已达80%左右，以PPP（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国民收入也超过1万美元，大大高于非洲、印度和中国。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速度分析，也看不出拉美式城市化有“早产儿”的特征，借用刘文提供的数据，“1950年，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为41.6%，到了1980年，这个数值迅速飙升到65.6%”。经算术平均，历经30年增加了2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远低于同期日本和韩国的年均增加速度，我们知道，根据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在城市化率40%到60%之间，正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阶段。据此也得不出拉美式城市化是“很失败”的“早产的孩子”的结论。
刘文在开列了拉美式城市化存在的各种问题之后，明确指出，“这些问题在非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反省非洲模式、亚洲模式乃至中国模式，而偏偏一味指责“拉美模式”呢？
最后，刘文又借用马克思的比喻，把中国式城市化比作“早熟儿”。笔者认为，这个比喻并不合适。经历了五千年持续不间断发展的中华文明，其城市化进程不仅晚于欧美式“正常儿”，而且迟于拉美式“早产儿”，怎么能说当今中国式的城市化模式是一个“早熟的儿童”呢？既然如刘文所言，“和拉美一样，中国城市化的很多历史条件并不具备”（实际上早已完全具备。笔者注），何来拉美的“早产”与中国的“早熟”？如果对当今中国式城市化一定要打一个生育方面的比喻，我们宁可说它是一个难产的晚熟儿。说它难产，是因为从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城市算起，它经历了万年怀胎，千年分娩，至今尚未完成城市化过程；说它晚熟，是因为中国城市人口达到城市化起步水平算起，百年哺乳而未熟。所以，我们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减少难产的痛苦，缩短晚熟期，使中国式城市化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