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是后工业时代工业城市的一首挽歌。曾经是美国汽车工业代名词的底特律，最辉煌时（１９５０年）拥有三大汽车巨头（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１８０万人口，为美国第五大城市。

 

　　但工业化的浪潮如此迅速退去，不仅辉煌清尽，而且废墟一片。２０１０年，底特律只剩７０万人口，减少了６０％，并降为美国第１８大城市。现在，它是美国最贫困的城市之一，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２００９年底特律失业率２５％，是全美平均的２．５倍。刑事犯罪率在美国２５大城市中名列前茅，２０１０年，底特律已连续四年成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

 

　　底特律为什么失败？它对我们今天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有何启示？

 

　　早应该对人进行投资

　　底特律的衰败深深植根于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结构转型，尤其是美国汽车制造业荣衰之中。通用汽车时代、美国工业时代的巅峰以及底特律的繁荣，曾经是同义词。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底特律就开始去工业化，三大公司逐步外迁，先是向郊区，然后向土地更加充裕和工人尚未联盟的阳光地带（南部和西南部）转移，然后是海外（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三大公司每三美元的投资中，有一美元在海外进行）。现在，不仅通用汽车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三个汽车巨头中的两家已经被政府接管，底特律城市范围内只剩一条克莱斯勒公司的汽车装配线（虽然通用企业总部还在底特律）。底特律也因此衰落。

 

　　但是人们不明白的是，去工业化普遍发生于美国的大城市——如１９７５年，曾经以服装制造业为主的纽约，在去工业化下政府濒临破产，旧金山也面临着人口减少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一二十年后，这些城市不仅复兴而且引领着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而独有底特律败得如此惨烈？

 

　　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雷瑟（ＥｄｗａｒｄＧｌａｅｓｅｒ）最近在他的新书《城市的胜利》中指出，底特律最大的失误，在于它没有及早对人进行投资，包括培养更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和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使城市能够应对产业转型的变革。由于缺乏远见，底特律始终将自己与汽车这一单一产业和大公司绑定。大公司压制竞争和创造精神，汽车产业装配线使用半熟练工人，高中生就能获得好工作和优厚的待遇，使得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

 

　　其他工业城市转型的成功，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爱德华·格雷瑟的观点。旧金山湾区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大力投资教育，并将著名高校（如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的知识创新能力与企业家创新精神融合，于是有了后来的硅谷。而纽约抓住全球生产的分散以及管理的集中这个矛盾，利用其原有的区位优势和企业家创造精神（如桑迪·威尔和迈克尔·布隆伯格这样的人物），提供金融和高级生产服务，重生为控制世界经济的全球城市。同时还有一支高素质劳动力队伍的支撑。居民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２０１０年旧金山市是４３．４％，在美国都市区中排第二和第四；纽约３６％，排第十二；而底特律是２７．３％，排第六十五。

 

　　所以纽约、旧金山成功了，底特律失败了。

 

　　城市不是建造出来的

 

　　底特律不仅没有及早对人进行投资，而且当城市已经走向衰败后，将钱投资于建造，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更新改造，让城市重新复兴。这是底特律失败的另一根源。

 

　　仅在科尔曼·扬（ＣｏｌｅｍａｎＹｏｕｎｇ）市长任期内，人们就见到一系列项目的完成，包括：文艺复兴中心、“人民运载”捷运、商务中心（西杰斐逊大街１５０号、底特律第一中心）、大型公寓（米兰德中心公寓、河边产权公寓、港口镇公寓）、工厂（通用底特律／哈姆特拉米克装配厂、克莱斯勒杰弗逊北美装配厂）、底特律接收医院、乔路易体育馆等等。

 

　　１９７０年，为挽留底特律红翼曲棍球队的离开，政府耗资５７００万美元（２０１０年价格为２．０５亿美元）建造了乔路易斯球馆，以折扣的价格租给该球队。

 

　　１９８１年，通用汽车和市政府协同，强行征地拆迁市区１４００户人家（约４０００人），为通用汽车公司建造了一个只雇佣１３００名员工的高科技工厂。

 

　　１９８７年，底特律耗资２亿美元（２０１０年价格为４．２５亿美元）建造“人民运载”，一条三英里长旅客捷运线，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悬空行使。捷运计划每年运载１５００万人次，实际每年只运载２００万人次。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间，捷运的人均英里运费超过３美元（２００９年更增至４．２６美元），远高于纽约地铁（０．３美元）和底特律公共汽车?穴０．８２美元?雪。每５毛钱的车费，市政府补贴３美元。

 

　　底特律最著名的城市更新项目，非文艺复兴中心莫属。在政府的政治以及免税支持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商业项目，旨在再造底特律市中心商业区，复兴这个曾经伟大的工业城市。文艺复兴中心聘名设计师设计，最后完成的７幢大楼，坐落于底特律市中心。居中的宾馆大楼，为西半球最高的宾馆。整个建筑群５０万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空间。１９８０年，美国共和党大会在此召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里根最后成功当选。之后，人们又看到一些商业的集聚：三个赌场的建造和开放，两个体育馆的建造以及两个宾馆的重新开放。文艺复兴中心使底特律焕然一新，一洗其衰败形象，改变了市中心的商业氛围。

 

　　但这一切，更多的是粉饰。仅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底特律的人口就锐减了２５％。１９９６年，福特公司将当年３．５亿美元建造的文艺复兴中心，以不到１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通用公司。

 

　　直到最近，底特律才承认复兴梦想的覆灭，意识到那些离开的人将永远不再回来。于是开始将那些废弃的住房夷为平地，重新种上树和草。这样至少可以美化环境，降低公共服务成本。而此时的政府已债台高筑到不得不由密西根州接管，以防止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破产。

 

　　族群隔离的城市终将沦陷

 

　　在经济和公共政策失败之外，一个族群隔离而不是融合的社会，导致了底特律最后的沉沦。

 

　　底特律出生的历史学家托马斯·苏格儒（ＴｈｏｍａｓＳｕｇｒｕｅ）早在他获大奖的著作《城市危机的起源》（１９９６年）中指出，底特律的衰败早在１９６７年的城市骚乱之前开始，而其根源是制度化的且法律化了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导致了底特律的黑人整个２０世纪，在就业、住房等各个方面，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机会。

 

　　对长期的隔离、歧视与不公的不满，终于以毁灭性的方式爆发出来。底特律先后于１９４３年、１９６７年两次发生大规模城市暴乱。１９６７年的暴乱更是规模空前，只有美国内战时期（１８６３年）的征兵暴乱以及１９９２年的洛杉矶暴乱能出其右。暴乱持续五天，最后在州国民卫队和联邦军队进驻下才平息，但是已有４３人死亡、４６７人受伤、２０００幢大楼被毁以及几千家小生意永久性地关闭或者搬迁到更加安全的社区。受影响的地区几十年都还处于废墟之中。

 

　　不过，暴乱最严重的伤员，是底特律城市本身，城市从此开始迅速荒芜——暴乱之后当选并连任２０年的底特律首任黑人市长科尔曼·扬（ＣｏｌｅｍａｎＹｏｕｎｇ）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如此写道。工作、税收、投资等等各种机会都开始逃离城市。钱在生意人和白人的口袋里，他们逃得比谁都快。早在暴乱之前白人就开始逐步外迁，１９６６年达２．２万人。但是暴乱之后外迁速度更是疯狂。１９６７年暴乱发生后余下半年里，外迁人数达６．７万人，１９６８年８万人，１９６９年４．６万人。

 

　　但是，科尔曼·扬，这位底特律史上堪称伟大的市长，并未能有效制止白人外流。人们甚至批评他的政治更关心惩罚而不是复活，旨在为黑人讨回正义。他至少在某些方面对待白人态度强硬。刚上台，他就将警察中的黑人比例从１０％增加到与人口相当（５０％）。他不避讳、甚至提倡人们将内心隐藏的种族主义公诸言语，也许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黑人的逐渐增多，并长期占据政治舞台，以及种族歧视语言的公开化，如此种种，都加速了白人的逃离。１９７０年，底特律有一半白人，到了２００８年，白人只剩了１０％。白人离开，在带走税基的同时，也将底特律变成一个贫穷的、黑人的“孤岛”。

 

　　族群冲突，最终瓦解了底特律的经济、社会基础，导致了城市的彻底衰败。

 

　　对中国城市化的启示

 

　　首先，及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应对城市竞争和结构转型的需要。

 

　　对底特律这样一个“后工业”、“后城市化”案例，我们可能会觉得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如果看一看今天的珠三角尤其是东莞，就知道并非如此。金融危机爆发，约一千万人的东莞，半年之内就减少了两百万人口。危机之后，它面临更加深刻的转型阵痛。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外迁，去了郑州、重庆甚至越南和马来西亚。曾经聚集的流动人口如潮水慢慢消散，留下过剩的基础设施，以及“种房子”的农民面对空置的忧虑。

 

　　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型虽然只有一次，但是城市升级转型时时在发生，尤其是当今天地方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时。城市在此过程中，或新生、或沉沦。

 

　　要获得新生，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必须提高想像力和预见性，及早做好结构转型准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及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爱德华·格雷瑟指出，后工业化转型的城市进行了各种尝试，建造交通优势、给企业减税以及发展创意产业（这在英国尤为盛行）等等，但是很多并不甚成功。但是对人进行投资，培养高素质劳动力队伍，培养和鼓励企业家创造精神，一定是有效的。

 

　　其次，底特律城市更新改造的失败说明，城市从来不是建造出来的。城市最坚实的支撑是产业和人，建造只是它们的结果。如果没有产业和人支撑，即便聘请最一流的设计师，建造最好的政府大楼和别墅，也不过是一座鬼城，就像我们今天的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一样。

 

　　底特律城市更新改造的失败还说明，当城市已经衰败、空间剩余时，试图用进一步的建造和城市更新来将它激活，导致的不过是更多空间的闲置、更多土地以及基础设施的浪费。最后不过是房子的巨幅贬值和一个更加债台高筑的政府。

 

　　底特律夷平住房、向绿地的回归这一惨烈的转变，更为我们今天以土地快速扩张为先导的城市化敲响了警钟。与其等到有一天城市人口衰减（就像今天东莞正在经历的那样），大量基础设施过剩、甚至没有钱去维护、甚至不得不向绿地回归，为什么我们不现在就开始建造更加紧凑的城市，缩小城市和工业园区的尺度，留下更多的农田来解决农民生计，让城市呼吸到更多新鲜的空气？

 

　　第三，底特律的例子说明，族群融合是城市发展的必要基础。

 

　　无论是早期白人歧视黑人，还是后来黑人的强硬反抗，讲的都是一个歧视甚至隔离社会的故事，也是底特律城市失败的重要根源之一。我们可能很庆幸中国城市没有种族冲突，但事实上在我们的城市，各种群体歧视和隔阂广泛存在（比如说官民之间、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约２亿人无法在城市落户，农民工长期被工具性地加以使用，各种城市歧视政策不加掩饰地存在。我们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对待农民工和流动人口，比白人对黑人更好吗？

 

　　长期歧视和不公对待下所积压的愤懑，加之人口倒挂比例的上升，已经使得一些地方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并开始以城市暴乱的形式爆发出来，如我们在广东增城新塘事件、潮州古巷事件和浙江湖州织里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中看到的那样。它们，不过是１９６７年底特律城市暴乱的微缩版。

 

　　中国的城市要想长久繁荣，必须解决好族群融合问题，尤其要解决好流动人口问题。族群融合既不是本地人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和排斥，也不是外地人对本地人的强硬对抗，而是社会权力平等基础上的真正的群体融合。中国城市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不仅要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流动人口逐步市民化，未来还要采取各种措施，扭转长期制度性歧视所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这样我们期待的美好城市才可能出现。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