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解决好背后的资源配置和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问题，光靠严管重罚，也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据报载，自3月1日起浙江严管严惩8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以来，全省已处罚各类行为近11万起，其中查处行人“中国式过马路”的闯红灯行为8000多起。

    所谓的“中国式过马路”，是网友对部分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调侃，即“凑够一撮，就可以过马路，与红绿灯无关”。这是一些人“法不责众”的心理在作怪。浙江对这种集体闯红灯现象实行严管重罚，本身无可厚非。但很多时候，理想遭遇现实，既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也不是执法的问题，而是现实条件的问题。就如集体闯红灯现象，行人与机动车的路权分配、道路设施管理的不够人性化也是造成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

    追求合理有效的交通秩序，不应该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产生另一个问题。针对集体闯红灯现象，很多地方都和浙江省一样，尝试过严罚的做法。当政策开始执行时，成效显著，行人开始遵守起码的交通规则。但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小部分行人并不服从严格的管理，甚至出现多起不愿被罚款的行人打骂交警事件，并因此被行政拘留。而且，由于路权分配、法治素养等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再加上交警没有足够的警力，当“运动式”的执法过后，集体闯红灯现象便卷土重来，依然如故。

    人多车多，是中国特色。有人对行人的忍耐极限做了调查，发现大多数行人等红灯的忍耐极限是60秒，寻求过街路口的距离是300米。这提醒着城市的管理者，在设置红绿灯时，更应该关注对红绿灯时长的掌控、对过街路口的设置，既要考虑道路交通的安全顺畅，也要兼顾社会公众的心理需求，力求做到更加人性化。

    法律落地才能秩序井然，但如果不解决好背后的资源配置和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问题，光靠严管重罚，也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还会引发新的矛盾。

    持续的严格执法固然重要，解决路权分配和完善管理也同样重要。行人为何明知闯红灯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却还要以身试法？这些问题都值得城市管理者好好思考。在集体闯红灯现象面前，行人伤不起，交警伤不起，社会更伤不起，严管重罚的同时，还必须寻求根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