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市民近日发现位于汉口三金潭小区的一座厕所围墙上，竟然写着“外来民工禁止入内，违者罚款二百！”告示语。记者调查发现，该楼业主是一名婆婆，一般每人如厕一次收费一元，由于这一带外来农民工较多，常来这里上厕所，把厕所卫生弄得很脏，才写下这样的告示。（3月26日《武汉晨报》）

    农民工脏，几成城市刻板印象。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去年7月1日，一男青年在济南45路车内想把四个身上有汗味的农民工赶下车；去年媒体报道，广州地铁上有空座，但是下班的清洁工不敢坐，问其原因，称是公司规定；网友微博，上海地铁上一农民工与其妻子半坐着一个座位，而旁边有足够的空间，只因其怕弄脏了旁边乘客。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从这诸多“脏”事件来看，结论颇令人悲观，那将被赶下车的农民工固然不敢与青年对抗，不允许坐地铁座位的清洁工直言如果坐座位，被发现会有失业之虞，而那怕影响城里人的农民工不敢与人近距离接触。这就完成如下浩大工程，从社会个体对农民工的歧视到有组织性的对其歧视，农民工从接收外在的歧视到发自内心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阶层的固化是因上升通道的堵塞造成，而上升通道何以堵塞，却值得社会学家、政治家穷尽一生的精力。然而，我们更应看到，在制度之外，在政治之外，还有人性的因素。从拒绝农民工入厕的标语居然出自老婆婆之手，可知社会阶层敌视是何其历史悠久、根深蒂固。老人因岁月历练，通常会有慈悲之心，青年人接受现代教育应有更文明的观念，现代企业的管理者本应秉承人性管理原则，然而，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农民工，虽然他们从事最辛苦的工作，却没有尊重没有感恩，甚至还没有同情。

    有人将其归结为人性，正如坊间传说朱元璋做过乞丐当过和尚，最后对出身地不仅讳莫如深还大操屠刀，鲁迅在《故乡》中借杨二嫂的嘴所说的阔了不认街坊，愈有钱愈小气一样，提前洗脚上岸的农民深恐后来者占据其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从内心抗拒别人与城市同化，而不惜精力将对方固化在原地，并贴上没素质、农民工之类的标签。

    更为沉重的是，农村子弟原来指望着知识改变命运，考上大学就以为跃入龙门，然而，就当前的就业形势来看，能改变的可能系数也越来越小。其结果就是阶层固化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正如近日火爆的湖南某地人大常委主任的儿子可以火箭提升为副县长，农民工在城市里奋斗几十年，最后连个并不高档的厕所都不允许入内。

    农民工不得入内，其内在精神或可追溯至日本侵华时期，租界挂出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然而，日本人圈定的范围似乎没有扩大到厕所。社会前进了，但是日本侵略留下的副产品还在。社会前进了，人性中的阴暗却更见得阴森。按照美国法律精神来看，对农民工如此公然的歧视，不知会遭遇什么样的司法后果，而这，在中国可能很难诉诸于法律的约束。

    或许正因为如此，这种明显的歧视还将在全国各地上演，如果户籍制度没有根本变革，如果城市治理还是以农为壑，套用时尚的奇幻漂流说，他们在城市还将继续他们漫长的颇带悲剧性的漂流。就社会管理者而言，这绝非幸事，如果社会阶层界限凝固化，就会强化不同阶层的集团意识，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无疑是在利益的边缘地带，长此以往，会产生累积起令人震惊的负能量，从隔阂到摩擦到冲突，层层递进而不可收拾。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从文化上改良人性，推行宪法教育，强调公平、平等；其次，要完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打破社会阶层壁垒，消弭可能的冲突，释放诸多不公带来负能量所形成的社会张力。因此，公厕在此具有魔幻般的隐喻意义。如果不从人性改良与制度护航上着力，整个社会都将钻进武汉这个公厕，农民固然进不去，只怕里面的人也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