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表示,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现在大约有2.6亿农民工,使他们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而且城镇化也不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
十八大对城镇化提出,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吸纳农民工成为城市户籍人口;为尚不具备条件成为市民的农民工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国泰君安高级经济学家林采宜(微博)认为,从政策初衷看,新型城镇化是“通过农村人口市民化和农村社区建设释放人的潜力,防止出现工资过快上涨和人口红利消失后的经济失速和系统性风险,最终达到人力资源优化和消费需求的稳定”。
城镇化中对“人”的投入
若要实现城镇化,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城镇化的过程,土地等资源的供给、产业的聚集和发展、人口的膨胀和市民化是必然的三个方面,而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其各自的成本在未来都将显著上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冯俏彬对城镇化的成本进行了研究。冯俏彬的结论是,将现有15863万已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为18091.58亿元,若要在2020年完成这一任务,各级政府每年为此新增的财政支出为2261.45亿元。
理论上讲,在上述18091.58亿元总成本中,中央政府应当主要承担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共计4152.83亿元;地方政府主要承担社会救助、保障性住房成本,共计13938.75亿元,其中东部地区政府要承担9115.94亿元,中部地区政府要承担2453.22亿元,西部地区政府要承担2327.77亿元。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至50万亿元的成本。
根据十八大的精神,新城镇化的第一项目标是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前提下,解决2.3亿农村转移人口的医疗保险、公共教育和养老保险问题。
据林采宜计算,每年财政预算中公共福利支出要增加9万亿元(其中2.27万亿元解决城镇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社会福利保障,6.7万亿元用于支撑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村人口的全面覆盖)。
林采宜表示,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自然结果,不是政府刻意驱动的理想蓝图,无论新型城镇化还是传统城镇化,归根到底都涉及公共福利设施和社会保障资源的大量投入,而这个投入是否能实现,要看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
促进社会公平迎来契机
此次城镇化的大力推进,也被认为是促进城乡公平发展以及推进社会公平的契机。 当前社会,城市中的农民工处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夹缝人群,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他们的定位却越来越模糊。这些农民工工作在城市,却因为二元制的户籍体制,很难体会到当地的教育、卫生以及社保方面的福利,更别提足以让其安居乐业的房产。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过去五年,中国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2.6%,转移农村人口8463万人。而公安部副部长黄明3月6日表示,2012年全国非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为35.29%。
经济学者马光远认为,一个存在户籍界限,并且在此界限下衍生出五花八门不平等福利待遇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
农民进入城市,在城里工作、生活,却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即没有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这种城镇化本质上是一种假城镇化、夹生的城镇化、掠夺式的城镇化。它维持了以往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等级区分,人为制造了社会割裂。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难以打破的户籍制度。
国泰君安高级经济学家林采宜也认为,户口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背后跟户口相匹配的福利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员易宪容表示,农民进城,政府的经济政策就得在多个方面着力,才构成农民进城的基本前提。
比如出台新房地产政策,让现有的房价降到农民进城有支付能力的合理水平。如果房价不能降到合理水平,而是如现在这样让住房市场成为一个投机炒作赚钱的工具,城里的居民都有85%以上的人无支付能力进入市场,那么农民进城如何可能?
同时,易宪容认为,有质量的城镇化还得在土地制度与户口制度上进行重大改革,让农民的土地享有可转让与可收益的权力,并由此形成以市场价格机制主导的土地市场。户口制度应该进行重大改革,这样才能够让农民真正选择一个适应他们居住的城市。
对于目前正在探讨的新型城镇化,中金公司认为,其具体内涵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农业现代化等,着重于分配领域,有利于扩张国内需求、改善需求结构。
而这些内涵若能够实际实施,将会极大地促进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