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重温这么个主题？因为“一化三基”是湖南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战略口号和施政纲要，以后虽有些许变化，但基本理念依然。所以，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把它进一步辨析，对湖南经济的决策参考，可能有些思考意义。

　　湖南的“一化三基”，是有它特定内涵的。所谓“一化”，是指工业化。所谓“三基”，是指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我一直觉得，把“一化”定义为“工业化”过于牵强，“三基”没错，但“一化”有误。我对它的质疑主要在以下三点：

　　第一，语言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工业”与“产业”，在国际通行的语境中，都是“Industry”，“基础产业”，乃至“基础设施”，本身就是“工业”，如果把“一化”定义为“工业化”，那就是同义反复，是工业概念的封闭循环。当然，同义反复有“语言上”和“逻辑上”之别，但作为一个战略口号，语言上的反复，实在没有必要，逻辑上的反复则是有伤决策者之大雅。用工业化推动工业化，是不是想要用工业化扯着自己的头发升上天？

　　相反，如果把“一化”中的“工业化”改换为“城市化”，组成新的“一化三基”，用“城市化”拉动“三基”，那就名正言顺了：基础设施是为城市运行提供公共条件的设施；基础产业是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处于供给地位的产业；基础工作是为城市发展营造环境、提供保障的工作。

　　当然，不能说我们以前没有搞城市化，“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不是热火朝天吗？但我的研究认为，在“一化三基”的基本战略下，我们原来的城市化是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被动城市化”，而不是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主动城市化”。“主动城市化”与“被动城市化”有什么不同？我发现，起码它们对“基础工作”的内涵要求就大不相同，有一个“以人为本”与“以物为本”的前提差别，比如城市拆迁问题，城市管理问题，城市环境问题，房地产开发问题等，都与此息息相关。

　　第二，发展路径上的系统混乱。我们经常说，研究经济发展战略，要有系统工程的思想。系统工程是系统科学的实际应用，它是以整体性为特征的一种关联研究。用系统思想研究经济战略，其要害在于，要从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各个关键点，要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矛盾。不然，就是我多年前就批评过的“系统工程不系统”的系统混乱了。

　　在现代经济的战略研究中，学术界的一般共识是要抓“三化”――城市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但我认为只要前“两化”即可，因为“农业产业化”只是工业化向农业的延伸。在这“两化”组成的系统中，谁应该是系统的起始点？谁最能统筹全局？谁是主要矛盾？谁是第一推动力？学界从来就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人说是“城市化”，更有人说是“工业化”。记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那我属哪一派？我不讳言我从来就是坚定的“城市化”派，朋友们应该还没有忘记，07年春在湖南科技大学的那次年会上，我曾经作过《论湖南从农业大省向工业强省转变的“五牛战略”》的长篇演说。

　　为什么是“城市化”？李克强同志讲了很多，我这里只讲简单的几条：其一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是工业化之“巢”。我到处呐喊，我们的当务之急还是要“筑巢去引凤”，而不是“等凤来筑巢”，要用城市化托起工业化，这一点对于我们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刚进入快车道的湖南尤其重要。其二是，我们现在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而不是相反。这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不过，在我看来，此问题的答案，只要想想“农民工”这个名词即可！改革开放以来，几亿农民进了城，进城干什么？还不是搞工业化，而且是把中国搞成“世界工厂”了，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不是“市民”，这难道不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最好说明？其三是，城市化可以统帅工业化。城市化的集聚效应能够更好地推进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的实现；能加速农业人口大省的人口的转移，拓展农民外出的就业空间；可以更好更快地促进农业产业化，以解决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

　　有人总想不清白，总觉得若无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支撑，就难有城市的健康发展，这对大城市，也许是有些道理，但对湖南广大的中小城镇，就很难服人，中小城镇难道也一定非要工业化不可？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有“商业名城”、“文化名城”、“旅游名城”之类的概念？具体地说，湘西凤凰县城是什么城？难道那些滥采滥伐国家资源的城市，难道也是健康的？再想远一点，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难道全世界就没有城市？

　　好多的朋友总是在发问，没有工业化的支撑，农民进城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几亿农民已经进了城，他们不是早有工作了吗？他们不是像我在06年为省第九次党代会“献计献策”中说过的那样，已经辛辛苦苦为城市化建设而工作了吗？那我们为什么还不加速城市化来接纳他们？

　　第三，战略实施上的滞后时代。正是以工业化作为发展系统起始点的“被动城市化”战略，使得我省的城市化率至今很低，资料显示，湖南省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全国水平，且省内的城市化率又极不平衡，14个市州中城镇化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只有长沙、湘潭、株洲、岳阳、衡阳5市。湖南外出农民工多达1500万，其中背井离乡到省外城市就业的近80%，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承接产业转移的也少之又少，这是不是湖南的城市化率低的有力证明？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的基本措施是依赖巨大的投资，为GDP增速“保8”和带动全球走出危机阴影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成就，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巨大投资所形成的基础设施和产能，如果没有消化它的需求对象，就会形成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和基础设施浪费。比如，我每次从潭邵高速公路回邵阳，或者再从邵阳去怀化，过了娄底段以后，就只看到稀稀落落的少量车辆在奔跑，而且，这种现象在湖南的许多高速公路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那怎么样才能提高现有产能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研究表明，出路只有一条：打破城乡失衡这一中国最根本的结构失衡，用城市化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去消化工业化所创造的巨大供给。城市化是实现一切转型的有效途径，是扩大内需，实现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键。而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原来的“一化三基”战略，就会滞后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前进的步伐。

　　我们要推动全省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用城市化推进所形成的各类商品交换集散地而产生出来的人流、物流，提高“铁公机”等基础设施和工业产能的利用效率。我们要把“长株潭”打造为湖南经济的增长极，但我们一定要明确，增长极若不能辐射腹地，引发不同层次、不同规模城镇化的发展，若没有中间城市的承接吸纳，那增长极本身最后也会衰落的。

　　几年前，我曾经在我的家乡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城市化最为落后的邵阳现在是“老婆不爱你，儿女嫌弃你，别人欺侮你”，会后细细想来，其实是应该还要加上一条“父母不疼你”的，为什么？除了希望它维持住社会“稳定”，我们什么时候真正想过邵阳这个湖南人口最多的地区的发展？我们什么时候考虑了加快邵阳的城市建设以适应“长株潭”的承接能力？

　　概而言之，湖南“一化三基”战略中的“一化”，如果过去把它定义为“工业化”，是“不无道理”，那么，现在再不与时俱进地改变为“城市化”，那就“很无道理”了！这就像我曾在《“两型社会”与“弯道超车”》一文中呼吁的那样，如果不是特指在赛车场上的竞争，那我们“弯道超车”之高论就必会被历史贻笑大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