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曾有学者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将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结构转型的关键时点，不论是从发展空间还是政策基调看，城镇化都是继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开放的体制红利等之后的最大红利，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大重要驱动力量。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地区80%左右的城市化率有近30个百分点的差距，与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周边国家60%以上的城市化率也相距近10个百分点。若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差距更大。差距大，说明提升的空间大，拉动内需的潜力也越大。

    不过，新型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给城镇化建设和管理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这就需要在规划编制、发展路径、建设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联动。

    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不得不引起决策者的重视。

    城镇化建设不能千篇一律。目前，一些地方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引领，造成城市定位不准确，功能不合理，设施不配套，拆了建，建了拆，虽然GDP有所增加，但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有些地方把城市化简单地理解为建几座大楼，不重视城市功能质量，没有体现人文理念，没有城市特色，城市建设千篇一律，有些城市丧失了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同质化现象严重，文化底蕴尽失。有些城市从地上看是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有的甚至可以与欧美的都市相媲美，但“一场大雨就打回原形”。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科学编制城市规划，增强城市规划的前瞻性、长远性和可操作性。

    需要用大城市和城市群来推动城镇化建设步伐。随着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群的形成与扩张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已为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践所证明，也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所验证。

    如英国的伦敦-伯明翰-利物浦- 曼彻斯特城市群集中了英国4个主要大城市和10多个中小城市，是英国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都市圈城市群集中了日本工业企业和就业人数的2/3，工业产值的3/4和国民收入的2/3。国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比较成熟的城市群，以及成渝、长株潭、武汉、郑州等一批初具规模的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创造财富的主体区域，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空间依托。

    另外，应该支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城镇化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投融资手段支持。钱从哪里来、投向哪里去，由谁建、怎么建等，都是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及非政府部门的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全社会力量参与城镇经济建设，根据项目特点的不同，借鉴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等发展经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引入BOT、BT、TOT、ABS、土地证券化、信托计划融资等融资模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和投资方式多样化。

    最后，城镇化应该让农民“进得来、住得下、过得好”。在拉美一些国家，城市快速扩张了，城市贫民窟出来了。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该防止城市规模扩大了，棚户区出现了；人口增多了，“蚁族”出现的现象。“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如果不能有效处理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

    我国有较大数目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虽常住城镇，但由于户籍问题，还没有完全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待遇。要想更好地发挥城镇集聚功能，真正实现人口城镇化，核心是稳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问题、同城待遇问题，抓紧制定并有序实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措施，推动城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并逐步实现均等化，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把在城镇已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让他们进得来、住得下、过得好。

作者系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