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19日举办的和讯2012年财经中国年会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致辞时指出，美国虽然为去杠杆化做了一些努力，但目前总杠杆率仍然高达329%，仅比最高时候的359%下降了30个百分点。

　　“但是根据西方文献，非金融公司的公司债杠杆率不应该超过90%，居民部门不应该超过85%，国债不应该超过90%，外债不应该超过25%。可以看出美国的杠杆化率仍然有很大的风险。”余永定说。

　　外部因素不容乐观，内部因素也有很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发言时称，2013年财政收入将首次降到一位数，但支出却是刚性增长，财政赤字增加几成定局。

　　“对于大家寄予厚望的城镇化，现有的负债为主的融资方式是不能进行下去的，如果非要进行下去就只能是提高杠杆率，那么美国、欧洲今天的危机将是中国的未来。”李扬说。

　　美国经济虚假繁荣

　　国家统计局1月14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12年12月出口同比激增14.1%，由此带动全年出口同比增长7.9%。

　　中金公司由此判断，短期内出口最坏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维持2013年出口增速小幅回升的观点。

　　“有些人则将之归因于美国经济的复苏，但实际上美国经济还有很大问题，整个2013年都不容乐观，中国出口的形势甚至可能比2012年还要糟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告诉和讯网。

　　在余永定看来，美国现在紧要的问题还不是财政悬崖，因为政治家们在最后一刻一定会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最紧要的事情是继续去杠杆化。

　　“美国面临的难题就是在去杠杆化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他们已经不能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了，剩下的只有两个手段，一是鼓励私人部门再杠杆化，美联储现在的政策就是鼓励居民去消费，可是居民的收入没有增长怎么消费呢？他们就鼓励居民去借钱，他们想到的办法是再次制造房地产泡沫，使居民感觉房产价格上去了财富增长了，就可以去贷更多款消费了。但这样做等于又回到了原点，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居民借贷太多才引发的，现在为了克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再走老路显然是行不通的。”

　　余永定认为，美国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增加出口，这是一个使经济得到恢复同时又不提高杠杆率的唯一办法，奥巴马政府也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出口什么，目前它还难以对中国解除各种各样的禁运，如果不能有实质性图片，美国经济增长就不会由出口带来强劲恢复。”

    欧洲可能衰退到二战之前

　　尽管美国的总体杠杆化率仍处在高位，但余永定指出，美国居民的去杠杆化是比较多的，这一点比欧洲国家强很多。“去年我在欧洲待了三个月，没看到欧洲人勒紧裤腰带去杠杆化，他们依然非常享受生活，星期三、星期四就可以在海边上看到他们在那儿晒太阳。我在一个小县城住了一个月，当地每个礼拜举行至少三次演唱会。这就是挣扎在危机中的南欧国家，杠杆化不但没降反而在升。”

　　对于欧洲的情况，魏建国认为今年3月份将是一道坎儿。“希腊虽然已经获得欧洲400亿欧元，使债务同GDP之比从原来的184%降成126%，但老百姓的承受力度、财政的承受力度可能还无法挺过还债的高峰；西班牙失业率去年11月份统计已经达到26.1%，年轻人失业率则高达30%，对于这样一个旅游国家，我们在危机中看到的是年轻人在喝咖啡、抽烟，这都是非常不稳定的因素；意大利作为欧盟第三大经济体、债务第一大经济体，拯救他们可不是一两千亿欧元就能解决的，如果3月份不能组成好的政府，如果意大利崩溃，欧盟拿出2-3万亿欧元能否将其救出都很难说。”

　　1月18日，世界银行调低了欧洲今年的增长，把它变为0.5%，原来在1%左右，这在世界银行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我在国外待了二十年，感觉是欧洲人的思维导致了目前的状况。美国是把小事看得很大，讲战略，可以看三十、五十年后，而欧洲只管当前，欧洲债务失控、应对适当、判断失误，到现在信心丧失，主要是由于他的性格。”魏建国说。

　　在魏建国看来，欧洲人做事有三个特点，一是比较浪漫，也恰恰是这种浪漫使得它对外、对内处理事务决断上导致很多失误；第二是散漫，这一点很多经常出国的人都能体会到；最严重的则是傲慢，“对中方的建议和东方的文化从来看不起，欧洲这种情况最乐观也需要3-5年恢复，如果搞得不好，会退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中国城镇化面临障碍

　　既然中国的最重要出口目的地欧洲和美国的前景都不容乐观，中国经济的增长只能主要依靠自己来实现。

　　“可对于我们寄予厚望的城镇化，目前概念都还不够清晰，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时候，提到城镇化要点是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异，这对城镇化问题增加了一个角度。但反过来说，如果实现城乡一体化了，有多少人住在城里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李扬说。

　　在李扬看来，中国的城镇化应该包括四个要点：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举；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改革土地制度；四是生态建设。

　　“如果这样推广城镇化，对金融改革就会提出很强的要求。应当说迄今为止，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不太能够有力、有效的支持城镇化的，因为我们的产品、市场、机构都不能有效支持长期、大规模的涉及到十几亿人的运动。”李扬说。

　　就金融改革而言，李扬提出了五点设想，而这五个方面的现状显然是阻碍城镇化发展的。一是发展资本市场，改变以往负债为主的融资方式，发展权益性资本投资；二是权责利应当对应，应该有针对城镇化融资的手段；三是由于城镇化面对大量的混合品的投资，因此应该让混合型的资金体系来予以支持，政策性金融显然是最合适的形式；四是必须有大量的金融创新，包括资产证券化、民营资本准入等问题；五是新型工业化，即绿色工业化、精致工业化、信息工业化、服务工业化的综合体。

　　如果按照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的说法，尽管面临诸多障碍，但中国城镇化的前景依然不可限量。“虽然有说法称中国城镇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目前的51.27%，但按照真实的城镇化来看，我们的城市化率还不到35%，因为2.63亿流动人口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住处，不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是不能计算在城市人口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