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城市化将使农村变得更美好

　　所谓“农民的终结”，其实是“小农的终结”

　　城市化目标不应是在空间上消灭农村

　　城市化成果需要分享，城市化过程更需尊重民意与民俗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一些传统村落逐渐消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目前的中国，村包括自然村与行政村这两类。自然村是由村民经过长时间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是乡村聚落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行政村则是中国行政区划体系中的最低层级，通常由一个大自然村或几个自然村联合组成，设有村民委员会或村公所等村民自治机构。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部分村庄的消失是不争的事实。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根据我们的计算，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数量从2001年的4.8亿增加到6.7亿，城镇人口增长34%。

　　“小农的终结”

　　那么，农村真的会消失吗？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就撰写了《农民的终结》一书，引起了强烈反响。正如书名所示，孟德拉斯认为，“如果整个社会全部城市化了，也就没有农民了”。但是即便是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也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今天看来，当今世界发达工业国家的农业从业者，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农民也不会无限地减少，农业劳动者仍然是整个社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群体，发达工业国家的城市化率很长时间一直停留在80%左右就是明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与农民的完全消失很难成为现实。

　　在中国，我们更没进入“农民的终结”这一阶段。从统计学上看，没有证据肯定中国每天还会有50或300个村庄继续消失下去，也没有证据否认，消失的农村可能本身就是所有村庄样本中最容易消失的个体，农村的消失可能也仅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某一特征。更重要的是，每个村庄的独特性与异质性需要我们做更严谨的调研，否则就可能犯统计谬误。我们需要透过这些冷冰冰的数据，更加关注这些消失的农民去了哪里？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样？消失的农村土地利益如何分配？传统的乡村文化我们保护好了吗？我们的城市化质量需要提高，城市化目标需要考量，城市化成果需要分享，城市化过程更需尊重民意与民俗。

　　城市化质量不高

　　当前我国城市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隐性城市化”和“准城市化”现象并存，城市化质量不高。所谓的“隐性城市化”是指两种现象：一是存在尚未取得城市正式居民地位的长期留居城市的人口；二是存在大量居住在乡村、但已经长期从事非农产业的居民。所谓的“准城市化”，则是指目前的许多小城镇规模很小，设施落后，大批建制镇的居民虽然已经为城镇居民，但是仍然没有脱离农业，生活条件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对于前者，提高城市化质量主要涉及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提高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解决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真正解决城市中的“新二元结构”；对于后者，也是涉及农民“进城上楼”的生活条件问题，需要给予农民就业的机会。目前中国部分城市的“城市病”严重，“城中村”现象也很普遍，我们要警惕在消灭农村的同时，又在城市中产生“农村”。

　　与人口的城市化相比，过快的土地城市化更是一个引起诸多矛盾的问题。过去几十年，中国土地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建成区面积从2001年的2.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009年的3.8万平方公里，面积增长了近60%，这比同期人口增长速度快了26个百分点。其中的工业区与开放区建设、大学城建设、政府新办公楼建设是土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土地城市化过快背后的原因有许多，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农民利益的受损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城市化目标不应是在空间上消灭农村，国外紧凑型城市化也有许多成功案例，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要特别重视与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对于发达地区的城郊农民而言，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把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城郊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当收益重新分配，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对于落后地区走出农村的农民而言，可能很难从当前土地的收益中获益，但是我们也要保护他们有从土地的未来潜在价值与收益中获益的权利。今天落后地区农村的土地收益可能不大，但并不表示将来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土地收益不会增加，我们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不能让他们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回乡无门。

　　乡村社会的复兴

　　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要多一些人文关怀，少一些所谓的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粗暴蚕食。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农村，传统村落保留着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是承载和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由于保护体系不完善，一些传统村落消失或遭到破坏。如何使得中国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得更自然一些，更健康一些，在农村土地开发中更尊重民意和民俗，这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命题。

　　那么，未来理想中的中国农村是什么样？孟德拉斯描述的法国农村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他在1984年《农民的终结》一书的再版中阐述了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乡村现代化了，人又多了起来”，“今天的乡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适”，农业劳动者和乡村居民从1970年起就追上了城市人，在其他一些方面，他们保留着优势（住宅的面积），乡村的孩子去上学都有客车接送，在小学和中学里，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起上课，乡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城市人一有可能就从城市溜走”，城市也出现了乡村化。这样的农村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传统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消失

　　刘新静

　　城市化必定会导致农村和农业空间的逐渐缩小

　　中国传统农村和农业必须转型发展

　　传统农村消失的根本动力在于传统农民的消失

　　传统农村的消亡与城市空间的扩张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1949年到2011年，我国城市数量增长了近7倍，城市人口增长了6.7倍。与此同时，城市作为容纳人口的容器，其空间也不断扩张，1984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为8842平方公里，201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为41768.4平方公里，增长率为372%。城市的不断膨胀意味着农村的不断萎缩，到2020年，中国还将有1.5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如果按城市建设标准100平方米/人计算，还将有15000平方公里的非城市地区纳入城市区域。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区域不断缩小是大势所趋。正如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数》中所说，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在有限的空间内，以工业和商业为基础的城市化必定会导致农村和农业空间的逐渐缩小。

　　传统农业制约城市化进程

　　不断缩小的农村地区会不会有一天永远消失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尽管农业的地位在不断下降，但这只是说其贡献总量在GDP中的份额，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农村永远不会消失。但以机器生产为代表的大农业取代小农经济是历史的必然。农业也可以跟工业一样采用大规模的集体生产方式，后者可以提供农业改良需要的更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小农经济作为“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

　　关于传统农业局限性的论述屡见不鲜，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认为，传统农业是农民世世代代同样地耕作和生活，他们年复一年地耕种同样类型的土地，播种同样的作物，使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和技术，是一种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这段话也可以用来描述中国的传统农业，“中国的养蚕酿酒、种瓜栽豆，起始于商代；播种施肥、深耕细作，普及于战国；纳税赋税、强本抑末，倡导于早秦；镰斧犁铧、锹铲锄耙，初见于西汉。几千年以来，农民世代相传的各种生产要素和耕作方式，基本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和突破性的发展”。在城市化背景下，传统农村和农业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制约，现实问题和矛盾焦点要求中国传统农村和农业必须转型发展。

　　农村和农业迎来变革时代

　　首先是资源问题。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紧缺是促使传统农村和农业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因素。截至2010年底,我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的红线。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而且，我国农村用地的粗放现象仍十分严重，目前我国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为16.8万平方公里，是城市建设用地的3.4倍。与此同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向城市和二、三产业，导致农村大量良田被撂荒，农村青壮劳力大批流失，“空心村”比比皆是。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双重紧缺，使农村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小农业面对大市场往往力不从心，导致了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等问题出现。树立紧凑型发展理念、转变农村土地经营方式、提升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程度，是改变这一状况的必然选择。

　　其次是产品问题。2011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跃上了1.1万亿斤，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八连增”，创造了连续5年过万亿斤的新纪录，达到了2020年粮食产能规划水平。但在这一“奇迹”的背后，却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凸显，如粮食、蔬菜、水果等初级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化学污染，又如生化技术大规模无节制地滥用让中国人陷入了“没有东西可吃”的尴尬境地。同时，“重用轻养”、“只用不养”，过度开发、掠夺式经营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基础地力支撑能力下降、土壤退化等严重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是潜在的威胁。体制机制不健全固然是农产品安全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当前农村和农业的生产方式已不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经营方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传统农业的劳作方式和技术水平也无法协调追求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和农业的变革和创新发展时代已经来临，传统农村和农业也必然会渐行渐远成为历史的记忆。

　　再次是环境问题。环境功能是农村和农业的五大功能之一，但是传统农村居住比较分散，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必要的基础设施，生活垃圾和养殖废弃物未能得到有效的处理和回收利用，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和产能过剩项目向农村地区转移，化肥和农药的滥用也严重污染土壤和水源。据全国污染源普查，目前受污染耕地1.5亿亩，污水灌溉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受污染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10%以上，每年造成粮食减产1000多万吨，直接经济损失200多亿元。由此可知，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已经岌岌可危，如果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采取根本性的变革，后果将不堪设想。

　　新农民不再重复父辈人生

　　资源、产品和环境相比，传统农村消失的根本动力在于传统农民的消失。正如舒尔茨所言：“总而言之，一个受传统农业束缚的人，无论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生产出许多食物。节约和勤劳工作并不足以克服这种类型农业的落后性。”传统农民已经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70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尽管受教育程度较高，大都有过城市经历，但他们却很难再回到乡村，即使回去也不再会重复父辈的人生，而新农民的出现和不断壮大，必将使传统农村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才是传统农村一定会走向消失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