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预见，在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城镇化将被进一步赋予战略基点的地位。这体现了中央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也体现了中共新领导层对城镇化全局性作用的判断。

　　从官方口径看，内地城镇化进程刚刚跨过了一道历史性的分水岭——截至去年，城镇化率增至51.3％，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过半。

　　上述数字或有水分。依现行的统计方法，在内地城镇生活半年以上者，就被计入城镇人口。而事实上，其中至少有逾2亿人是没有享受到城市公共服务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也就是说，中国的城镇化率，保守估计也要降低10个百分点。

　　防落城镇化陷阱

　　准确、合理的评估中国城镇化水平，对政策设计与路径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要使城镇化真正带来各方所期待的消费红利，还须警惕政策方向走偏。首先是防止地产化。量化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内地土地城镇化的速度约比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快了近一倍。

　　以现有制度，土地红利当然比其他红利更能刺激地方政府的胃口。近日有传说县改市或重新开闸，此中不推行政级别、官员编制提升的妙处，在城乡土地双轨制模式下，设市意味着可合法入市的国有土地增加，经济意义才是要点。近日国务院修法提高农村征地补偿数额，被视为为新型城镇化开展铺平道路。但推敲之下，此办法仍属权宜之计，其一大隐患是增加地方政府征地成本，间接推高土地价格，并加大城市化成本。

　　未来解决之道应当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此即意味着一场深度的土地革命，最终方向是使城乡土地同地、同价、同权。

　　此外，中国的城镇化也要避免拉美化倾向。时间过短且缺乏规划统筹、脱离实体经济、大量新城市移民被边缘化等问题，皆为前车之鉴。

　　城镇化实际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过程，涉及到土地同权、公民同权，也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的重新划分，以及政府与市场、公民自决与行政权力边界的厘清。

　　目下重提费孝通对城镇化问题的研究，非只借其题眼，而是要重温30年来绝未过时的价值基础——以人为本。

　　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归依是要满足人的需要，这一方面要求必须尊重中国多样性的村落文化和历史承传，这是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用李克强副总理最近提到的利益增量理论来说，利益增量和存量优化的最大受益者应当是普罗大众，这将是未来衡量城镇化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物质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