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仅为两次，十八大报告七次提及城镇化，特别是把城镇化上升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之一，首次把城镇化上升到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这是十八大报告内容的重大新意，突出强调了城镇化的重要战略意义。”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未来，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要以城镇化为重点，首要的是要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成为市民，平等享受市民权利和公共服务。

　　 我国未来几十年最大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袁钢明表示，过去提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注重的是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注重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政策支持也向这些方面倾斜，造成不平衡发展。

　　 他说，十八大报告中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这有利于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让落后地区、欠发达地区也发展起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从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使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潜在经济增速下滑，出口引擎动力减弱，城乡二元矛盾日益突出，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关键节点，扩大内需成为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他进一步说，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近日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就指出我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他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2011年我国内地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突破50%，达到了51.27%，这意味着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而根据测算，每增加城镇化一个百分点，就能新承载1300万人口，带来投资和消费5.2万亿元，可以支撑4%至5%的GDP增长。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其中还有13%以上的人是长期在城里打工的流动农民工，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未来发展机遇还很巨大。

　　 “距离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的世界平均水平，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从现代化发展规律看，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他说，特别是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需求拉动，消费需求乏力，这与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相对缓慢有关。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番，不仅是要提高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更要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我国主要收入差距来自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指标已经严重超出警戒线。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两方面选择，一是加快城镇化发展，二是实现农村现代化。而推进城镇化，是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保证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的根本举措。

　　 城镇化首要任务是进城农民市民化

　　 袁钢明指出，在过去的11年中，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5.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但我国的城镇化率还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远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大量的人口被阻在农村，享受不到公平的权利，应加快农民进城市的进度，未来把城镇化速度加快一倍，促使更多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0%以上，但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半城镇化’缺陷和问题不容忽视。其中，将居住城镇六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计入城镇人口的统计范围，这就使我国的城镇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等暂住人口。” 他强调，“伪城镇化”、“半城镇化”成为屡屡被人诟病的问题之一。那些常住城市但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等，并不能同等享有城市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也无法等同于城市户籍人口。

　　 “我国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8%，意味着有13%以上，即约1.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并不享有完整的城市社会保障及其他城市公共服务，消费能力也不可避免受到抑制。”他说，推进城镇化，必须创新制度安排，消除制度性障碍。

　　 他认为，首先是要改进户籍管理制度，从“空间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让已纳入城镇人口的近2亿农民工真正获得城镇户籍，使农民转为市民，推动农民实现身份、心理、社会认知和生活环境转变，促进他们真正融入城镇，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等方面享受平等权利和公共服务。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将是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

　　 其次，对暂未落户城镇的农民工，要注重从制度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和均等化，努力解决他们在公平就业、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第三，要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包括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提高补偿标准，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切实解决好土地被征占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使农民“失地不失业、失地不失利”。

　　 “当然，推进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镇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城镇化的推进将带来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对我们的社会管理、社会政策提出了新挑战。”他说，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就涉及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环境、网络舆论等方面的社会管理创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也是未来的工作重心。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等公共产品和服务跟不上，由此造成大幅拉高生活成本，降低幸福指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