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收入分配改革备受瞩目。论坛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近年来，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仍处于一个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在逐步拉大，既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增大，又直接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收入分配不公本身，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不和谐的关键因素”他说。

　　国有资本要逐步退出

　　一般竞争性领域

　　当前，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了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突出矛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有资本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否该为社会资本腾出空间？迟福林坦言，国有经济在做大经济蛋糕上功不可没，但在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中，国有资本要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

　　他建议，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信息战略领域，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支持国有资本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以提高国家竞争力。

　　对于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迟福林认为，应当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如果国有资本的收支分红能够在未来5年左右提高到25%左右，将会产生数万亿资金，大大弥补养老金的缺口。

　　公平与效率正相关系数在加大

　　如果说收入增加能让市民享受更多的改革成果，公平则直接影响到市民的幸福感，迟福林一番关于“公平和效率”论述正中不少与会者的心。他指出，如今两者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公平与效率正相关的系数大大加大，社会公平不仅能够直接提高潜在增长，还能带来现实的效率提高。

　　他举例说，户籍制度改革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稳定劳动力队伍，二是能逐步扩大消费主体。这种社会公平能带来效率，是影响效率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制度公平，更能带来效率甚至高效。

　　“我们现在很多制度上的不公平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一些主要因素，公平本身的问题，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不是说公平不公平，公平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释放效率，提高效率，放大效率。”他说。

　　坚持民富优先导向

　　如何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在迟福林看来，首先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力度，如尽快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和居民收入的比重。与此同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事实上，2008年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为23%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水平，如果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到2020年将有可能达40%以上，至少6亿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意味着巨大消费潜力的释放。如果目标能实现，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就有了主要的基础和条件。

　　此外，还需加快收入分配基础制度的建立，而居民收入登记制度、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官员财产公开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尽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已成为收入分配基础制度建设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