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与国外相比,有哪些特点?
魏后凯:城市化主要是由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核心就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但这不是城市化的全部。
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个阶段,从欧美的情况来看,首先是大城市增长比较快,然后是中小城市增长比较快,然后是郊区化,产业人口都往郊区推进,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阶段,郊区化再往后还有一些阶段。
中国城市化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不完全的城市化,第二是粗放的模式,消耗的资源相对比较多,城市化本来是要节约资源的,但是我们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的发展模式,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也不高。
第三是城市化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包括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协调,人口与产业的不协调,当然城市内部也有一些不协调。
第四是有非包容性的问题,我们的投资收入增长30%,财政收入增长1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0%到12%,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只有百分之几左右。我们城市化推进得很快,但是没有解决居民的收入问题,居民收入增长没有跟经济发展同步推进。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高速度低质量的城市化。
经济观察报:城市化和城市郊区化是什么关系?
魏后凯:城市化是一个大概念,我认为郊区化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城市化包括人口到城镇中去,而郊区化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郊区化只有大中城市才有,小城市不存在郊区化,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个阶段,像北京、上海已经在往这方面推。
郊区化首先是工业、制造业往郊外走,其次是人口居住的郊区化,最后是基础设施的郊区化。北京的居住郊区化早就开始了,现在北京郊区化过程中的问题就是,工业产业都往外去了,人口也都往外走,但基础设施没有跟上,像医院、学校、工作岗位还集中在市中心区,包括大的购物中心也在市中心,下一步的重点是服务设施要郊区化。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服务设施的郊区化会比较滞后?
魏后凯:现在服务设施没跟上,第一个原因是这会有一个过程,再一个原因规划政策没有跟上,开发商只管建房子,而政府的服务没有跟上。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资源都过度集中在市区里面,下一步肯定得扩散,办公区为什么都要集中在市中心呢?现在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郊区的服务太差,单位都不愿意搬。
跟政策体制也有关系,欧美郊区化为什么推进得那么快呢?欧美征税是靠消费税、财产税,地方的城市建设主要靠财产税,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房产税,有钱人都住在郊区,交的房产税高,政府有钱来修基础设施。而我们国家主要是生产方面的税收,住的人再有钱也不用交这方面的税,所以没有钱来建设基础设施,还是要靠政府投资。如果我们国家要征房产税,而这种税又是地方税的话,一个地区是1000万的房子跟80万的房子交的税肯定不一样,政府也就有钱来建基础设施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欧美的郊区化是跟小汽车的家庭化联系在一起的,必须有钱、有车的人才能郊区化,每天开车到市中心上班,没钱的人则住在市中心,我们现在是没钱的人都郊区化了。
而且国外郊区环境好,国内郊区的高端住宅主要是靠开发商在小区内打造一个高端的环境,中国没有什么高端区,走出小区,旁边可能就是一个很低档的环境,范围很小。而国外是遍及整个区域,这靠的是市场的力量,国外房价高更多的是买周边的服务,而我们的房价高主要是在买区位,跟服务没关系。
国外是郊区房子更大,空气更好,往外走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高楼,到郊区都是独栋的,而在北京200公里以外,开了3个小时的车,却还是住着几十层的高楼,我觉得这种模式需要反思。郊区的房子应该至少是低层的,环境更好、空间更大才更有吸引力,要是跟市中心一样,缺乏空间和阳光,你会愿意奔去吗?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城市化会达到什么样的状态?
魏后凯:城市化最后的结果都是多中心网络化的大都市,要注意的是国外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大都市区的概念,比如巴黎,本身市区没多少人,它包括周边好几十个市。北京周边的昌平、通州规模已经够大了,现在问题是配套服务档次没上来、产业没起来。我觉得一个住宅区有个三五十万平方米就很不错了,还应该往更远的地方分散。
北京是典型的“摊大饼”,带来的这种城市病要解决也很复杂,首先空间结构要进行变化,要建设多中心网络化的大都市,这是一个大的定位。第二个是应该在周边地区建立一些高水平、有吸引力、生态环境比较好的新中心。第三个是应该建立一个网络化的快速轨道交通体系,过去我们提过,北京的地铁要走出河北,把周边的城镇联系起来,像欧洲铁路一样公交化,20分钟一班,这样就很方便了。
还有一方面是,产业、功能要扩散出去,50、60年代时,巴黎、伦敦都是在扩散,北京不能过于集中,低端的功能要往外分散。为什么大家都往北京、上海挤?就是因为周边地区的差距太大,国外大城市周边的一些镇,房价比市区低,基础设施、服务、环境还比市区好,而我们现在郊区什么都没有,谁愿意去呢?城市的中心区应该是办公的地方而不是居住的地方。